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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毛澤東人民觀的形成與發展

史詩 · 2020-10-02 · 來源:旗幟評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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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正是他那矢志不渝的人民觀,不斷地喚醒著中國億萬人民群眾,從而凝聚成一股戰無不勝的革命洪流,這股洪流憑借著毛澤東的天才智慧、堅強意志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創造了亙古未有的歷史奇跡。

  毛澤東,一個十九世紀末誕生于湖南偏僻山溝里的鄉下青年,通過自己的不懈奮斗,最終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臺乃至世界歷史舞臺上的世紀偉人。

  毛澤東,他所創造的歷史功績,使中外歷史上所有那些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在他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所展現出的文韜武略和政治家風采,曾使當代世界各大國的領袖們竟相為之折腰。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創造的豐功偉績以及所創立的毛澤東思想體系,是前無古人的。

  那么,毛澤東的英明與偉績究竟源于什么呢?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英明和偉績,一是來自個人的天才睿智和堅強意志,二是源于他所獨具的矢志不渝的“人民觀”。前者源于個人天資品性,后者則是毛澤東在他的個人經歷和革命實踐中逐步形成。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之中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此可知,在毛澤東思想的“詞典”中,“人民”一詞是有階級性的。所以,人民的主體應是通過勞動而創造社會財富的工農大眾以及那些能夠站在工農大眾立場上的社會各界人士。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的人民觀的形成,大體經歷了孕育、萌生、初步創立、發展、趨于成熟和爐火純青這幾個階段。

  

  一、毛澤東的人民觀孕育和植根于他的少年經歷之中

  毛澤東的童年和少年是生活在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然而,在這個家里的毛澤東生活得并不快樂,專橫而又唯利是圖的父親與正直而又渴望學習知識的毛澤東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在韶山的16年生活之中,在令人窒息的私塾和專制家庭環境下,基本來自他母親的一種道德感,加上讀書吸取來的社會責任感,促使毛澤東轉向了反對權威偶像。

  毛澤東與他父親的斗爭使一家人痛苦地分化成兩派。毛澤東和他母親聯合起來共同抵制他父親。他們偷偷地把大米送給一個挨餓的村民。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他這個家庭當時分為兩“黨”:他父親是“執政黨”,他自己、他母親、他的大弟弟澤民和長工是聯合的“反對黨”。

  在父親的安排下,少年毛澤東不得不到村里各處去收取別人欠他父親的款項,他討厭這個差事。有一次他為父親賣了一頭豬,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賺來的錢送給了一個窮苦乞丐。

  他最早表現出正義感,是在學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個孩子窮得帶不起午飯,他就每次把自己帶的午飯分給這個窮孩子一半。他母親不明白為什么他每天晚飯胃口會那么好。當她得知自己精心準備的午飯的去向之后,這位善良的母親從此就每天為毛澤東準備兩份午飯讓他帶到學堂去。

  一個被稱做哥老會的秘密幫會的幾個成員撬竊了毛家。“我認為那是好事,”毛澤東多年后回憶說,“因為他們偷的是他們沒有的東西。”不僅他父親不同意這孩子的古怪想法,“我母親也不肯接受我的觀點”,毛澤東后來坦承。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少年經歷,使他那痛恨封建專制與剝削壓迫、同情勞苦大眾的品性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思想意識之中,為他后來的人民觀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毛澤東的人民觀在五四運動中萌動

  1910年,年方17歲的毛澤東走出了韶山沖,先后求學于東山小學堂、長沙中學和長沙第一師范學校,前后達八年之久。在社會學校里,毛澤東不但獲得了知識的長足進步,而且大大開闊了自己的眼界,了解了不少的國際國內大事,并以高度的熱情,參與社會上的一些政治活動。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澤東在長沙中學成為第一批剪掉辮子的學生,而且還強行剪掉其他一些同學的辮子。隨后,他還主動報名參加了革命軍,在革命軍中服役六個月。1915年,當袁世凱要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條約時,毛澤東在長沙一師組織學友會上街進行抵制日貨的活動,并寫下四言詩以抒心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所有這些,都僅僅反映出當時的毛澤東,仍然只能算是一個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熱血青年學生,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人生觀和政治信念。

  發生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毛澤東的人生觀和政治信念的萌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在長沙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替代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著重致力于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沖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

  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他意識到:“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并以此觀察社會歷史。

  他表示,今后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贊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總是極力推崇圣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

  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

  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么?是由于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于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于民眾聯合起來后的行動方法,當時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激烈派,一種是信仰克魯泡特金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后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復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

  

  三、中共建黨前后,毛澤東的人民觀初步形成

  毛澤東是一個終生不斷追求真理的人。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對毛澤東的認識觀念有極大的影響;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毛澤東一生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1918年第一次離開家鄉湖南到北京后,曾經在北京大學里有過半年多的生活和工作,這對于青年毛澤東的成長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僅直接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啟蒙大師李大釗手下工作,而且通過在北京大學旁聽,結識了陳獨秀、蔡元培、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這對于他思想的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后來在接受斯諾的采訪時說:這次北京之行,使“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他逐步接受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從而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1919年底,為達到驅逐當時湖南軍閥張敬堯的目的,毛澤東率請愿團開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間,由于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初,毛澤東在他北京臨時住處的香案前讀完了一本油印的《共產黨宣言》,開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當然,毛澤東并沒有在一夜間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了更進一步解決自己信仰中的一些還沒有理清楚的想法,他賣掉在北京過冬的外衣,買車票到上海拜見陳獨秀。

  陳獨秀是那年春天給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影響最大的人。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他當時在上海洗衣店打工的經歷,更加深了他對馬克思關于“無產者”一詞含義的理解。

  毛澤東從一個小村莊的孤立狀態發展到開始信仰一種世界革命的學說,前后經歷了十年的時間。在他尋求改造社會的第一個階段中,他曾興致勃勃地研讀過西方思想。在1919年,無政府主義也曾對他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在那些年代里,為了服務于更大范圍的社會,他十分強調個人的鍛煉。的確,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時間,他常常讓人覺得像個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然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幾年間,他逐漸從主張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強人促成變革,轉而主張自下而上地通過由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革命活動進行變革,從而使這個才智非凡、意志堅強的革命者在全新的道路上執著前進,一步步地爆發出自己的無限生命力。

  

  四、毛澤東的人民觀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生長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的人民觀中,有兩個重要問題成為毛澤東最為關心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認識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另一個是關于通過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的聯合陣線問題。

  1、關于農民問題

  從中共建黨到1923年中共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前后,在黨的最高領導層,農民問題都是一個基本被忽視的問題。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以俄國為首的第三國際支持和領導下創建的,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進入中國后,成為總S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大部分領導人思想中的固定教條和模式,那就是以工人運動為主體,通過工人武裝暴動奪取中心城市而獲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這種教條主義在中共的政治思想路線中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對中國革命事業造成過巨大的損失,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才在黨內逐步得以克服。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從不迷信和盲從于任何所謂“權威”的東西。在中共建黨前后,他雖然已經把馬克思主義確定為自己的信仰,但中國革命的道路究竟應該怎么走,他更注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考慮,而不是什么俄國的經驗和道路。

  在中共一大會議上所通過的關于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毛澤東作為新成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一大結束后,在湖南的實際工作中,他也曾遵照黨組織的要求積極開展工會工作。

  為此,他先后四次去安源煤礦做工作,同時還深入到鐵路、紡織、土木建筑、印刷、縫紉、人力車、理發等行業的工人中,通過做工作,建立湖南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其中還組織過幾次工人罷G活動。

  1923年初,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G中所發生的“二七慘案”,使全國的工人運動被反動軍閥鎮壓下去。而毛澤東經過近兩年工人運動的親身體驗以及對全國范圍工人運動成敗得失的了解,開始認真思索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究竟在哪里這一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

  1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要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言,則是重點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

  對于毛澤東的這個發言,張國燾在他晚年所著《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們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弟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從政治上考慮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敦促持懷疑態度的同事把農民作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評估。毛澤東對國共關系的看待和處理并不是他最為關注的。他最在意的是擁護者問題。革命是為了誰?什么樣的火花能把中國龐大的軀體點燃,并使革命之火熾熱到足以熔化舊的中國,并塑造出新的中國?

  毛澤東的答案來自湖南農村。革命是為了窮人,他們絕大多數是農村人。毛澤東判斷,韶山周圍各縣90%的人是貧農或中農,革命就是為了他們?;鸹▽⒃谵r村燃起,因為地主的壓迫比城市里的老板們更為殘忍,也更為廣泛。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是現在的基本事實。

  2、關于國共合作問題

  至于在中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討論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合作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合,不能孤軍奮戰。”他很快就成了和孫中山的國民黨人聯合的熱心人。

  毛澤東為什么熱心于和國民黨人聯合?他長久以來就認為,建立新中國的斗爭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1923年的國民黨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毛澤東贊成組成盡可能廣泛的中國各階層的統一陣線以反對外國對中國的蹂躪,這與他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所倡導的“民眾的大聯合”這一雛形“人民觀”是一致的。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新的政策中關于“扶助農工”的舉措,在毛澤東看來,這對當時全國僅有九百多黨員的中共來說,也是大力發展自己力量的難得良機。

  國共合作后的第二個月,國民黨采取了一個特別吸引毛澤東的步驟——成立了農民部。中共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這是毛澤東熱心于統一戰線的又一個理由。這更促使毛澤東走上意義重大的新道路。

  從1924年到1927年4月國共合作的幾年內,毛澤東利用自己在兩黨內分別擔任要職的有利條件,把大量精力傾注于農民運動。他深入農村幫助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村黨的秘密組織,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并多次擔任講課老師等,為后來共產黨創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農民革命骨干力量。

  1927年,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處于緊要關頭。當時,在國民黨以及共產黨內外一些人對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進行責難和攻擊。毛澤東于元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32天的調查,于3月初寫出并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該文針對那些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黨外的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非難和誣蔑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毛澤東在文中指出:“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毛澤東用大量的事實證明:“農民在鄉里造反”,“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毛澤東在詳細例舉介紹了農民協會帶領農民群眾所干的十四件大事后質問道:“就其基本精神來說,就其革命意義來說,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

  毛澤東最后譏諷那些國民黨右派領袖和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說:“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這篇令人震聾發聵的文章被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稱為“第一部關于中國革命的經典”。時為中共領袖之一的瞿秋白在為該文出版的單行本所寫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1927年5月、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轉載《向導》周報刊發的《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評價《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五、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江西蘇區的五次反“圍剿”斗爭,毛澤東把他的人民觀首先實踐于軍事斗爭之中

  繼蔣介石的4.12政變后,汪精衛緊隨其后的7.15政變宣告國共合作的徹底破產。八七會議后,中央臨時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意見。毛澤東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于是,毛澤東回到湖南長沙,開始組織農民進行秋收起義。在策劃起義的過程中,他安排何長工設計了一面自己的新旗幟,圖案為在紅色旗面的中央有一顆黃色五角星,紅色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角星的正中間有交叉的鐮刀和斧頭,代表工農群眾;旗的靠旗桿一邊有一條從上到下的白布,白布上繡有“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字樣。這面旗子表明,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一支工農武裝正式誕生了。這面軍旗的問世還表明,毛澤東決心按照自己的人民觀創建一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革命實踐開始了。

  1、文家市會議的重要意義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部隊幾經挫折后,于9月19日會師瀏陽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澤東在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后,通過了毛澤東關于放棄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求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

  9月2O日早晨,毛澤東在里仁學校操坪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體人員講話,宣布前敵委員會關于不打長沙轉兵向南的決定。毛澤東說:大城市現在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去,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這次文家市會議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實踐自己的人民觀,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光輝道路。

  2、三灣改編確定了人民軍隊的雛形

  9月29日,起義部隊進駐永新縣三灣村。當地群眾由于不了解工農革命軍,大都躲進山里。毛澤東要求各單位立即分頭上山喊話,向群眾做宣傳,群眾陸續回村。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主要是:一、整頓組織,將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部隊由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三、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次改編,稱作“三灣改編”,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

  3、“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形成

  1O月3日,部隊從三灣出發前,毛澤東在楓樹坪向戰士和干部講話,并宣布行軍紀律為: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

  10月24日,毛澤東在帶領部隊上井岡山與王佐部隊匯合之前,宣布工農革命軍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

  1928年1月25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布置部隊分兵下鄉時對部隊進行紀律教育,宣布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為: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

  1928年4月3日,針對部隊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發生違犯紀律的情況,毛澤東在沙田集合部隊進行紀律教育,宣布和解釋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從“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為創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而在紀律建設方面進行的不懈努力和執著堅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基本保證。毛澤東所創立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不但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工農革命軍是人民的子弟兵。軍愛民,民擁軍,軍民一家人,從而使這支軍隊能夠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4、“古田會議”決議把紅軍的“人民軍隊”性質以黨的文件形式確定下來

  對于一支主要成分來自于暴動農民和舊軍隊起義人員的隊伍來說,要想把“人民軍隊”的觀念貫徹于部隊的各個方面是很不容易的。為此,毛澤東同黨和軍隊內的各種錯誤思想觀念進行了長時期的不懈斗爭。直到1929年底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后,由毛澤東起草所形成的“古田會議決議”,才把紅軍的“人民軍隊”性質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

  黨史文獻《毛澤東年譜》這樣評價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性質的人民軍隊的問題,是紅軍(后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六、毛澤東不僅致力于從政治思想和行動準則上創建一支人民軍隊,他還創造性地把他的“人民觀”運用于軍事斗爭的戰略戰術方面

  他逐步發展起來的“人民戰爭”思想,不但為江西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成敗得失所驗證,而且成為在后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克敵致勝的法寶,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在井岡山早期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所提出的“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這一軍事原則,即為他的人民觀在戰術方面的成功運用

  “分兵以發動群眾”為的是什么?毛澤東認為,我黨我軍要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必須通過解決土地問題把廣大農民動員和組織起來,用武裝斗爭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又以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支持武裝斗爭,這三者的緊密結合,就是工農武裝割據。

  由此可見,這一軍事原則,其實也是包含了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在初創時期的基本道路問題。

  2、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作總結時,著重強調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對動員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和贏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性

  他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針對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實行的堡壘政策,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他們大筑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墻鐵壁。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 一點也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F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F革命。”

  3、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他總結十年內戰經驗而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有這樣的論述:“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

  “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象一個獨臂將軍。根據地的人民條件,具體地說來,特別是對于作戰說來,就是有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地也在這一點”。

  4、1938年5月,毛澤東在他的抗日名著《論持久戰》中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這些科學論斷,進一步闡明了他的“人民戰爭”思想。

 

  七、抗戰勝利前夕,即1945年前后,毛澤東的“人民觀”進入全面成熟時期

  也就是說,他的“人民觀”不但在軍事方面更加成熟,而且把“為人民服務”確定為共產黨的宗旨。并把這一宗旨從黨的路線、政權建設、群眾路線和干部教育、經濟工作、文化建設等方面全方位地體現出來。

  1、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宗旨

  1944年9月,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做《為人民服務》演講。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毛澤東這一時期有關“為人民服務”的論述還有: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

  ——《兩個中國之命運》1945年4月13日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的人民,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

  ——《一九四五年的任務》1944年12月16日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2、毛澤東把人民奉為“上帝”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說道:“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3、毛澤東的“英雄觀”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4、毛澤東關于政權建設的“人民觀”

  1945年7月4日,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暢談國事。鑒于歷史上的新政權都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共產黨會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黃炎培對毛澤東說:希望貴黨能夠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坦然回答說: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富貴不過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講的這些道理。“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5、在群眾路線方面,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有諸多論述,其內容非常豐富。人們耳熟能詳的如: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

  “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如此等等。

  6、在經濟工作中所體現的人民觀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說“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我們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

  毛澤東于1945年4月在其《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

  在該文中他還講道:“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7、延安時期,毛澤東的人民觀在文化建設方面的體現,系統地貫穿于他在1942年5月所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

  其中一些經典性的論斷選錄如下:

  “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八、1949年全國解放前后,毛澤東把他的“人民觀”印記于新國家、新政權、新社會、新制度的各個方面,充分形成“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政治信念和社會環境。

  其主要表現有:

  1、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作出《關于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團以上各部隊均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2、1948年12月1日,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合并組成“中國人民銀行”。同時發行的紙幣稱作為“人民幣”。

  3、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提出即將建立的新政權的性質和綱領為“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4、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毛澤東在會上發出“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一震撼世界、振奮人心的豪邁語言!

  5、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即將奠基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題寫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6、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從此以后,我們的各級政府都叫“人民政府”。此外還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人民防空”等。1958年還以“人民公社”取代過各級鄉人民政府。

  7、1950年組建“中國人民大學”,成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此外,社會上事業機構名稱中賦予“人民”含義的還有“人民大會堂”、“人民醫院”、“人民日報”、“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文化宮”、“人民公園”等;在職業稱呼上有“人民公仆”、“人民教師”、“人民警察”、“人民消防”等。

  

  九、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后,為了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經濟面貌,使全國工農大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澤東曾把“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第一要務;同時,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新政權的威脅和破壞,面對黨內不斷滋生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面對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的壓力,毛澤東又不得不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作為全黨全國人民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根本政治任務。

  可以說,為了使人民政權跳出“興勃亡忽”的周期律,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不使工農大眾“走回頭路”、“受二遍苦”,毛澤東從1949年“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到1976年逝世的二十七年中,為了探索如何實現“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的民主之路,可謂殫精竭慮,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

  下面舉幾個例子:

  1、對于干部隊伍中不斷增長的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說: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F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G,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G自由,要允許工人罷G。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2、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說: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Fan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載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3、1964年12月4日,身為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搞社教蹲點已快兩個月時,他給薄一波寫了一封很有思想深度的匯報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

  薄一波在看到這段文字后,立刻就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

  毛澤東在看了陳正人這段文字后,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

  毛澤東又寫上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4、在農村的所有制問題上,毛澤東的底線是不能包產到戶,不能搞“三自一包”。為什么不能?是因為他認為包產到戶,最后必然導致兩J分H。如果兩J分H,那么我們過去辛辛苦苦換來的革命果實就喪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資本主義就要復辟。

  在此類問題上,毛澤東曾經跟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非常動情的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5、1966年的毛澤東已經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毛澤東還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干部問題,現在干部那么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出來以后,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

  毛主席還說,杜勒斯要把和P演B中國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么一場斗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他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導致了他在自已生命的最后十年,毅然決然地發動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上層建筑領域政治大革命,從而成為中外歷史上的千古絕唱。

  

  十、從1966年到1976年,毛澤東的“人民觀”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這從以下幾個方面應該可以感受到:

  1、倡導全國億萬群眾利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四大”武器,來公開地、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發批判各級黨政領導的錯誤問題;并把這種大民主權利寫入1974年四屆人大制訂的憲法之中。

  2、允許群眾自發成立各種名稱的群眾組織來參加運動。在中央文件中強調“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3、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成立全國各級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實行革命的“三結合”。毛澤東強調指出:“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

  毛澤東又說:“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

  在文革期間,從中央高層到各基層領導機關,凡是進入領導班子的群眾代表,都是職務變了但其身份和工資(工分)待遇不變。在中央高層,從1973年中共十大到1974年四屆人大,有工人代表和農民代表各一名進入中央政治局并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這種把工農代表安排到各級領導班子,從而使政府決策能保證讓人民群眾代表直接參與的政治革命,是前所未有的。

  4、通過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極大地解決了七億農民的就醫問題。

  1965至1979年,這一階段稱為全面推行農村合作醫療時期。在以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制度為基礎的前提下,通過政府強力干預,將城市的衛生資源轉移給農村,全面推進了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

  至1976年,全國85%的生產大隊(現在的行政村)都辦起了合作醫療。當時的合作醫療保障制度由公社、大隊兩級管理,國家給予指導;農村的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建立,為農村居民提供醫療預防保健服務。這一制度在當時促進了我國農村衛生狀況的顯著改善和農村人口壽命的顯著增加,被世界稱為成功的“衛生革命”。

  5、1968年,毛澤東指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毛澤東還提出要求:“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

  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可以看出,在這些年代,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真正達到了名副其實的最高地位。

  6、毛澤東通過一個指示推動了全國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學生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道路。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意義在于:

  第一,知青下鄉對于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社隊企業的建立(社隊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也大幅度改變了農民隊伍的面貌。

  第二,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到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通過上山下鄉,對于培養一代青年對農村的認識、對農民的感情以及產生社會責任擔當等方面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7、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與工農兵大學生的產生。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并加編者按。編者按中有毛澤東親筆加的一段批語: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后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根據這一指示,從1970到1977年,全國高校共培養“工農兵”大學生94萬人,加上各企業創辦的“七二一”工人大學畢業生,在這七年中有上百萬的新型大學生問世于中國的大地上,成為現代高等教育界的一個奇觀。

  從教育革命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是要求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二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雙向結合的方針,其目的在于促進“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分子知識化”,這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方向。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正是他那矢志不渝的人民觀,不斷地喚醒著中國億萬人民群眾,從而凝聚成一股戰無不勝的革命洪流,這股洪流憑借著毛澤東的天才智慧、堅強意志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創造了亙古未有的歷史奇跡。

  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談及對毛澤東的認識時曾說:“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中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很顯然,作者的預言,已完全被日后的事實所證明。

  1942年冬,陜北農民歌手李有源采用陜北民歌“騎白馬”曲調,在自己的家鄉陜西佳縣唱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須知當時的毛澤東,不過是與執政的國民黨相比在力量上處于明顯劣勢的在野黨的領導人之一,因此,這首民歌《東方紅》在當時很難說是表達了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無比熱愛的感情,只能算是唱出了他和解放區窮苦兄弟們的心聲。

  然而到了1949年9月30日,在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宣言》時,全體與會人員一致要求將“在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領導之下”這句話寫入宣言第三段“我們的會議齊心一志”之前。

  要知道,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大多都是久負盛名的社會名流,如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陳嘉庚、黃炎培、柳亞子、張瀾、馬寅初等。這些人是決不會去違心地奉承任何人的。他們堅持把“人民領袖”的稱號送給毛澤東,這對毛澤東來說,應該是實至名歸的殊榮。

  毫無疑問,古往今來,唯有毛澤東的人民觀乃是世界上最純粹的、最正確的、最偉大的人民觀。古人云:“峣峣者易折,晈晈者易污”,正是因為毛澤東的人民觀太純粹了,純粹得要與幾千年的傳統私有制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因而,遭到了那些私有制衛道士們的反對和咒怨。

  在毛澤東逝世后的一段時間里,社會上沉渣泛起,非毛化曾經猖獗一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民群眾越來越懷念毛澤東這位“人民領袖”。進入21世紀后,每年到了毛澤東的忌日和生日,全國各地自發紀念偉人毛澤東的群眾活動蓬勃開展,特別是韶山等地盛況空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澤東的“人民觀”天地可鑒,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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