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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

克里斯蒂安·??怂?/span> · 2020-09-29 ·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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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特征體現為夸大國與國之間的沖突以轉移國民對國內矛盾和沖突的關注,宣揚民族主義以化解國內政治經濟危機。因此,全世界的進步力量需要團結一致,形成反對右翼獨裁主義的同盟,一起朝著共同體社會邁進。

  作者/克里斯蒂安·??怂?/strong>

  譯者/羅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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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大數據資本主義時代。在這一時代,馬克思的理論所固有的批判性與辯證性是理解、分析、批判大數據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力武器。社交媒體用戶的消費性數字勞動是再生產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促發了新的生產關系以及資本主義內部數字產品商品化與共享化之間的對立。隨之而來的是總體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經濟危機向意識形態危機的轉變。文章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特征體現為夸大國與國之間的沖突以轉移國民對國內矛盾和沖突的關注,宣揚民族主義以化解國內政治經濟危機。因此,全世界的進步力量需要團結一致,形成反對右翼獨裁主義的同盟,一起朝著共同體社會邁進。

  一、引言

  計算機的運行依賴數字計算,它們將信息轉換為字節流,以便存儲、處理和傳輸。資本主義和官僚行政的邏輯推動了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由于政治經濟利益、人們的需求以及技術的發展,數據總量、數據速率、數據多樣性[1]已經發展到了由量變到質變的程度。簡而言之,我們見證了大數據的興起。越來越多的數字算法和數字機器正在不斷生成、收集、存儲、處理和評估大數據,并作出使人在經濟、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被邊緣化的決策。這一發展導致了具有特定屬性的數字資本主義的出現:大數據資本主義。大數據資本主義需要我們評估思想體系、知識形式、政治經濟、治理術、基礎設施、實踐、組織、機構、主體、空間[2]、時間、話語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下文將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對理解和批判大數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分析了馬克思在當下的重要性,然后介紹了大數據資本主義的概念,分析了數字勞動的悖論、數字資本主義危機和當下的意識形態,最后以對大數據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思考結束全文。

  二、馬克思對當下的意義

  今天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馬克思?這至少有14個方面的原因。只要資本主義和階級還依然存在,馬克思對理解、批判和改造社會就依然是至關重要的。正如馬克思基于持續發展的辯證觀對資本主義和社會的歷史性的分析,馬克思的方法本身也是辯證的。

  第一,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關注馬克思對商品形式和資本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 [3]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引發了包括通訊在內的幾乎一切事物的商品化。在數字商品世界,我們發現了數字勞動力、數字信息、數字技術和網絡受眾的商品化。而信息“不會因使用而耗盡”的特點使信息消費具有“非排他性”(non-rivalrous)。信息可以被輕松地復制且很難杜絕他人訪問或使用的特點使其成為了一種矛盾的商品:它既可以被轉化為商品,又可以相對容易地抵擋商品化而變為公共利益(common good)。因此,數字資本主義面臨著數字資本化與數字共有化之間的矛盾。

  第二,馬克思的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的勞動剝削。“無產者不過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機器,而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余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機器。” [4]今天的無產階級采取了新的形式:一是臨時勞工,比如沒有薪酬的實習生和學徒工,他們的勞動雖有別于我們所熟悉的勞動形式,卻也創造價值;二是國際數字勞動分工中的勞動者。

  第三,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資產階級“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5]。自20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發展遠比在福特主義發展時期更加全球化,已進入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第四,馬克思的理論對理解資本主義危機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曾強調,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會不斷產生危機。“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6]

  第五,馬克思對技術與社會之間辯證關系的強調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的技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3章(機器和大工業)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機器論片段”中都對技術做了分析。馬克思對技術的分析是以黑格爾有關本質與存在的辯證法為基礎的。在《資本論》第1卷的《機器和大工業》這一章節中,馬克思指出:“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 [7]

  第六,馬克思對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分析在今天依然重要。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 [8]。一般勞動(universal labour)產生一般智力。“一般勞動是一切科學勞動,一切發現,一切發明。” [9]知識、交往和技術由此變為公共利益。馬克思曾預測到了信息經濟的出現。資本主義對利潤的渴求帶來了提高生產力的的需求,而技術的不斷進步又增強了科學、技術與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特定階段,“量”轉變成了信息資本主義時代新型的“質”。

  第七,馬克思的理論對理解數字資本主義至關重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曾從概念上預見了互聯網的出現,他指出,通過通信和電報聯系,“每一單個人可以獲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動情況,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動與之相適應” [10]。這一構想預見了互聯網將成為全球性的信息、交流和社交網絡系統。

  第八,馬克思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論述對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至關重要。“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地發展起來,并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把生產條件改造成為一般的、公共的、社會的生產條件。這種改造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決定的。” [11]在數字資本主義中,網絡化的數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對立的。網絡數字技術創建了商品化和剝削的新形式,也帶來了新的積累問題。然而,作為商品的數字信息又具有阻礙商品化的特點。數字資本主義植根于數字共享與數字商品化之間的對立。數字化既塑造了“無產階級社會協作與資本(經濟和政治)掌控之間的矛盾” [12],又同時被這一矛盾所塑造。

  第九,馬克思在今天仍然重要的原因還在于:馬克思的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的各種方法使我們建立起了一套關于交往與語言的批判理論。比如,馬克思指出:“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當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羅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 [13]交往是人們為了解釋現實世界、相互理解、構建共同意義、改變社會現實而借助符號進行的相互交流。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社會存在本體論、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義以及其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構建了辯證的交往批判理論,這些理論可以替代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二元交往理論和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關于溝通的系統理論。

  第十,馬克思讓我們思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概念,這就提出了如何反思交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問題。馬克思提醒我們,思考經濟/社會、工作/交往、資本/權力、勞動/意識形態、身體/思想、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生產/再生產之間是如何關聯在一起至關重要。社會的二重性與資本主義之間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并構成辯證關系。威廉姆斯借助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來“解決”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問題。威廉姆斯認為,所有的社會系統和社會子系統都存在一個相同的經濟時刻:人們在交往過程中產生社會性。交往是社會和社會性的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與此同時,每個社會系統和社會子系統又具有一個不相同的時刻:他們是突發性的、非經濟性的。

  十一,意識形態和拜物教構成了馬克思之當代意義的第十一個維度。在商品拜物教中,“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14]在政治拜物教中,國家是神化物:民族主義是構建虛構的種族的意識形態。[15]在傳媒領域,廣告業膜拜商品形態,主導意識形態的報刊新聞業膜拜統治和剝削。我們見證了針對移民勞工和難民的新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興起。為了轉移人們對階級矛盾的關注,在民族主義的描述中,資本和勞動互不矛盾,且統一在一個“國家”中。馬克思在分析獨裁主義的過程中提出了“波拿巴主義”這一概念,即通過復興所有民族榮耀的幻想來團結所有階級的意識形態工程。

  十二,馬克思是批判性新聞記者和批判性知識分子的楷模。

  十三,馬克思強調社會斗爭對建設美好社會的重要性。馬克思的人文主義是務實的。他談道,絕對命令就是“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 [16]。今天,還有關于數字技術作為社會斗爭工具的作用的討論。

  十四,馬克思強調,需要建立一個超越利潤驅使、關注人類合作的社會制度。

  三、大數據資本主義

  大數據資本主義的興起處在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背景下。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包括數據和通信在內的(幾乎)所有東西的新自由主義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在政治上,已經出現了政府監視與大工業相結合的“監視—工業聯合體”(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伴隨著這一聯合體而來的是宣揚監視技術將預防、偵破犯罪和恐怖主義活動的意識形態。監視性意識形態有助于形成控制、散布恐慌、尋找替罪羊、相互猜忌競爭、個性化的文化氛圍。

  對大數據的收集、存儲、控制和分析因為受到了政治經濟利益的驅使,其目的是實現對個人的經濟和政治掌控。作為被監視目標的個人,既被視為消費者,又被視為潛在的罪犯或恐怖分子。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了全球通信監控系統的存在,指出美國特工部門使用該系統實時監視和分析通信信息。卷入此監視系統的公司包括美國在線(AOL)、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微軟(Microsoft)、網絡電話(Skype)和雅虎(Yahoo!)等。

  查爾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1956年就曾指出:“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 [17]在此背景下,他還談到了權力精英的存在。如今,權力精英利用“監視—工業聯合體”來進行管控。在這個聯合體的管控之下,用戶在網絡上的數據信息處于公開或半公開狀態。大型公司將這些用戶的數據和活動信息商品化以積累資本。特工部門和警方的目標是獲得大數據的訪問權,以確保數據和社會的安全。在操作過程中,他們又將部分監視工作外包給了私人安保公司。對這些公司來說,監視是一項有利可圖的業務。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將監視工作分包給了2000多家私人安保公司。在“監視—工業聯合體”中,監視資本與監視政府融為一體。由此,大數據帶來了大政府獨裁和大資本主義企業。

  關于監視性勞動,馬克思曾談到過“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如何成為資本的職能。[18]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全景敞視主義主宰的社會” [19],并辯稱,“全景機制主要是將個人置于雙眼、注視、監視的中心,使他能夠對權力機器范圍之內的所有個體行使主權監管” [20]。“監視—工業聯合體”表明,“馬克思和??略跈嗔Ω拍钌鲜怯兄睾系?rdquo;,“資本和權力已融為一體”,而且“兩股相互矛盾又不具傳遞性的力量被迫聯合并形成交叉”。[21]

  監視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聲稱,監視已成為后全景,數字監視并未形成數字全景。他們還強調監視已去中心化,并聲稱??碌娜俺ㄒ曋髁x在理論上應該被瓦解。這一視角忽視了監視技術去中心化后的中心主義的出現。去中心化的監視技術在許多地方收集大數據,這些數據是網絡化的,被資本和國家這兩大全景式核心集團所掌控。

  大數據資本主義和算法的力量可能導致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購物中心,人們成為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的標靶,整個社會被商業邏輯所主宰。在大數據的世界,利用工具邏輯計算人類需求的算法可以通過自動計算出人們的活動和決定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問題是,算法和機器沒有倫理和道德。數據商品化不但意味著新的社會不平等的出現,還加劇了互聯網的剝削傾向。大數據導致數據所有權與數據掌控權之間形成了“大數據鴻溝”。大數據還具有新型的理性歧視(rational discrimination)和累積劣勢(cumulative disadvantage)的特征?;跀底謱嵶C主義的邏輯,大數據忽略了技術不能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弊端。大數據監視的絕對懷疑邏輯廢除了無罪推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有罪推定,即人們在被證明無辜之前,都可能是罪犯或恐怖分子,盡管恐怖分子大多不會在網上交流他們的犯罪計劃。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強調了監視的極權性特征:“隨著監控設備使用的日?;?,極權主義的重要前提已經產生,隨之而來的是極權主義本身。” [22]監視和監視性的思想意識常常被嵌入到法律和政治秩序中,從而推動了法西斯主義的潛在發展。

  大數據研究的興起還導致了計算社會科學和數字人文等新的研究領域的出現,這些都體現了大數據實證主義的興起。上述研究癡迷于量化研究,獲得了大量的資助。大數據分析會帶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向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靠攏、人類社會被物化的風險。[23]大數據實證主義是“脫離哲學的科學” [24]。計算機科學主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其危險在于計算社會科學會導致理論的死亡,根除批判性的定性研究和理論導向研究。關于這一點,盧卡奇曾發出過警告:數學和實證主義將質量簡化為“可以計算”的數量,并將人類行為物化。統籌大數據的數字機器創造了物化的新形式,摧毀了定性、辯證、批判和非工具性行為等概念。我們需要大數據分析的替代方案,需要批判性的數字媒體研究,而不是計算社會科學。

  四、數字勞動的矛盾

  2016年,谷歌盈利195億美元,成為全球第27大跨國企業。同年,臉書的注冊收益高達102億美元,成為全球排名第188位的大企業。但也并非所有的社交媒體公司都有如此高的盈利。推特(Twitter)報告其在2016年虧損4.569億美元。在美國經濟中,利潤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4.8%,占工資總額的53.1%。臉書的工資份額(即從企業收益中所支付的工資份額)為11%。為什么這家公司的工資與美國經濟總量相比如此之低,而企業利潤又那么高呢?這是因為,社交媒體經濟是建立在剝削用戶的無償數字勞動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用以下的公式描述了資本的積累周期:M—C……P……C'—M'

  在社交媒體經濟中,這一循環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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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平臺是產品(P1),不是商品,它是“免費午餐”。個人數據(P2)是由用戶的數字勞動所產生的商品,這一商品被出售給了廣告商,廣告商再基于其購得的用戶個人數據有針對性地向其投放廣告。

  安東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認為,我們需要“一種把勞動價值作為公共潛能的新理論”。馬克思強調,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集體勞動者的出現:“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 [25]馬克思還把集體勞動者稱為“總體工人”:“越來越多的勞動類型被直接納入生產勞動的概念范圍,從事生產勞動的人被定義為生產工人,即直接受資本剝削并從屬于生產和擴張過程的工人。” [26]

  馬克思認為,勞動具有協作性這一特點需要進一步擴展生產勞動的概念。無償勞動時間與對商品生產和資本積累做出貢獻的無償勞動一樣,都同具有生產性和剝削性的雇傭勞動有關。自治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受眾勞動理論分別表達了這一洞見。

  在自治主義理論中,社會勞動者這一“新的工人階級”的概念“現在已經擴展到了整個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實現了“生產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之間的相互聯系”。[27]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要針對的是一個普遍的假設,即“女性的家務勞動并非生產性勞動” [28]。此假設否定了“女性潛在的社會力量”。家庭勞動和生育勞動“不僅創造使用價值,而且對剩余價值生產至關重要”,它生產出“資本主義獨有的商品:有生命的人——勞動者自身”。[29]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的受眾勞動理論認為,受廣告資助的媒體的受眾是無償的受眾勞動者,他們創造受眾商品。“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大多數人在睡眠之外的時間都是工作時間。……下班之后,最大的一整塊時間就是受眾時間,它被賣給了廣告商。” [30]

  商業社交媒體上的數字勞動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業廣播媒體上的受眾勞動。社交媒體基于大數據向用戶定向投放廣告,廣播媒體受眾只是從中獲取信息。社交媒體用戶還可以創建社會關系、內容和數據。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的數字勞動建立在消費(生產性消費)、對個人數據的持續監視、有針對性的個性化廣告、預測算法和算法拍賣等基礎之上。臉書和谷歌是全球最大的廣告代理商,它們從數字勞動和用戶信息的大數據商品中獲利。

  2015年,美國工人人均每周的再生產勞動時間為44.53小時。年平均雇傭勞動時間為1778小時,共完成總量為2320億小時的雇傭勞動,其中剩余勞動時間為1130億小時,必要勞動時間為1190億小時。傳統意義上,剩余價值率計算的是雇傭勞動的剩余勞動時間(s)與必要勞動時間(v)的比率。從貨幣入手,計算的是年度利潤總額(p)與工資總額(v)的比率。以美國經濟為例,按傳統方法計算出來的2015年的剩余價值率為0.942,但傳統計算公式沒有把非雇傭勞動計算在內。據統計,2015年美國無償再生產勞動時間共計5790億小時。勞動的有機構成(修正后的剩余值率)可按如下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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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的這種效應不僅增加了雇傭勞動的無償勞動時間,還增加了非雇傭勞動的無償勞動時間。再生產勞動之所以有生產力緣于它是由無償的剩余勞動時間構式。資本剝削雇傭勞動和再生產勞動。2015年,美國勞動力的有機構成為:(579+113)/119=5.8。每小時的雇傭勞動要完成5.8小時的無償再生產勞動。再生產勞動占所有無償勞動時間的83.7%,占勞動力剩余勞動時間的16.3%。

  2015年,美國的平均再生產勞動時間為每人每周44.5小時。平均而言,4.9小時用于觀看廣告,12.4小時用于使用商業社交媒體。受眾勞動和用戶的數字勞動構成了再生產勞動時間的巨大份額。而且,再生產勞動是性別化的。在美國,女性平均承擔了60%的再生產勞動。臉書的算法依據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邏輯,使用粗略區分、總體概括和預先假設的方法來分割市場數據。來自貧窮國家的用戶和總體上較貧窮的用戶被視為價值較低的消費者——在點擊廣告時不大可能購買該廣告商品。

  數字資本主義在加劇剝削的同時,也為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自治領域創建了新的基礎。數字資本主義為萌發于資本主義內部的新型生產關系奠定了基礎。伴隨著數字化的發展,“商品變得越來越透明”,“開始出現對社會合作的自主性和無產階級主體的自我價值穩定(self-valorisation)越來越敏感的部門”。[31]數字資本主義建立在由數字勞動創造的數字商品與數字共享化的對立之上。

  開放存取的出版模式就是數字對抗(digital antagonism)的一個極好例證。開放存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學術出版公司的高利潤率以及該行業的壟斷趨勢的回應。2016年,里德·愛思唯爾(Reed Elsevier)集團稅前凈利潤為19.34億英鎊,收入為68.95億英鎊,利潤率為1.934/(6.895-1.934)=39%。同年,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團獲利2.964億歐元,營業收入為8.331億歐元,利潤率為296.4/(833.1-296.4)=55.2%。這樣的利潤率是極高的。它們是通過向圖書館高價售賣文章訂閱、數據庫和期刊資源,以及向個人出售內容訪問權限來實現的。

  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共資金。學術知識屬于共有資源,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協作為條件,部分地又以對前人勞動的利用為條件” [32]。壟斷資本將學術共有資源私有并商品化。開放存取則是對出版資本壟斷的抵制。

  “開放存取文獻是數字化的、免費的在線資源,不受大多數版權和出版許可的制約。” [33]大多數開放存取項目是非營利性的,由學者或學術協會運營。少數項目是營利性的,通過文章和書籍的加工費來獲取利潤。

  2017年3月20日,在《開放存取期刊名錄》列出的9423種開放訪問的期刊中,有3716種(39.4%)期刊不允許再用于商業用途,5134種(54.5%)期刊不收取論文編訂費用。以上數據表明,存在獨立于資本的數字學術共享空間。

  人們對開放存取持有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從政策和行業性角度來看,“開放式訪問是一種偉大的新型商業模式”;從工會的視角看來,“開放存取由志愿性的非資源項目構成,這些項目毀壞了出版工人的工作”;而對開放存取持激進態度的人士則認為:“非營利性開放存取的出版形式需要與資本出版相抗爭。”

  勞倫斯與威沙特(Lawrence&Wishart)出版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商。馬克思在線檔案館(MIA,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P75YPLUNMF3HR4LUPS3T655TM6VB/是一個開放存取經典馬克思文本的在線圖書館,免費提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著作。2014年,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與馬克思在線檔案館之間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是否應該提供在線公開訪問產生了沖突。

  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辯稱:“在線檔案館對版權的侵犯奪走了小型出版商賴以維持的資金。(在線檔案館)所展現的并非是源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傳統下的規范或期望,而是一種期望將文化內容免費提供給消費者,并使出版商、編輯和作家等文化工作者無償工作的消費文化。”馬克思在線檔案館對此表示反對,認為網絡是“信息的新媒介”。具體而言,工人運動的歷史應該是“免費的”。包括馬克思在線檔案館在內的任何共產主義出版社,他們所信奉的觀點都是要確保這些著作得到最廣泛的傳播,而非對其進行限制,否則就是與共產主義出版的目標相違背。

  沖突發生在擁護數字共享的左翼與支持數字版權的左翼之間,體現了網絡數字生產力與資本主義內部另類項目運作之間的矛盾。免費在線提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出于政治原因,這些著作應該可以免費在線訪問。訪問權的廣泛開放是使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物質力量的良好基礎,而互聯網是實現這一任務的絕佳媒介。由于“史翠珊效應”(Streisand effect),互聯網上的版權保護措施取得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左翼項目之間的競爭對自身不利。左翼之間應該加強合作,以挑戰營利性的企業出版方。這些合作可能還需要努力爭取和發展其他形式的資助,比如公共資助、捐贈、商業再利用收費、捐贈達到特定金額就實行免費公開訪問等。

  五、數字資本主義的危機

  保羅·梅森(Paul Mason)將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定律、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長波理論與數字媒體分析結合起來,提出了資本主義崩潰的理論。這是亨利克·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在數字時代的新版本。格羅斯曼曾認為:“由于利潤總額的相對下降,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將不可避免。” [34]梅森寫道,信息技術導致信息的邊際成本為零。其結果是,利潤率將會不斷下降,直到資本主義崩潰、后資本主義出現。

  這種分析忽視了階級斗爭對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的影響。馬克思的利潤率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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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將分數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可變資本,我們將其轉換為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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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價值率衡量勞動剝削程度,資本有機構成衡量生產技術和資源強度。自1970年代以來,計算機化對利潤率核算所產生的影響是矛盾性的。計算機提升了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但這兩種比率對利潤率有著相互矛盾的影響:有機構成的提升降低了利潤率,而剩余價值率的上升又提高了利潤率。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降低了工資份額(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偟慕Y果是,在全球范圍的許多國家總利潤率產生了波動,這種波動又推動了金融化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性。工資的相對下降導致了家庭債務的增加和購買力的減弱。2008年的危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矛盾累積的體現。自此,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經濟危機演變成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危機。

  六、當今的意識形態

  商品生產者之間并不直接相聯。交換價值是指特定數量x形式的商品A與y形式的商品B交換(例如1根香蕉=0.15英鎊)。生產關系是隱藏在生產和購買的商品之中的,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社會的象形文字”[35]。“意識形態的出現和傳播是階級社會的普遍特征。” [36]

  民族主義是一種崇拜國家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掩蓋了階級關系,它表明資本和勞動是由(虛構的)國家利益聯合起來的。“國家和國家地位是法西斯政治話語的核心組成部分。” [37] “法西斯主義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政治商品:……對集體身份的盲目迷戀掩蓋了商品的本質屬性。” [38]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它試圖通過統一和身份認同的神話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群體之間投射出‘共同的自然命運’(common instinctual fate),從而抹殺社會階層的分化和不同階層間的實際差別” [39]。資本主義危機會產生法西斯主義,所以我們不能排除新的民族主義變成新的法西斯主義并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

  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例,他不僅是一名政客和資本家,還是一位利用推特和真人秀節目傳播意識形態并自我標榜的媒體名人。社交媒體是一個爭斗的場所,涉及符號、交往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在信息時代,網絡傳播領域是階級斗爭的重要領域。特朗普在推特上擁有3000多萬粉絲,在臉書上獲得了2000多萬個贊,在照片墻(Instagram)上有700多萬粉絲。他將社交媒體作為傳播其政治觀點的工具。

  2016年9月5日是美國慶祝勞動節的日子。特朗普在推特和臉書上發布了其對美國工人演講的視頻[40],他在視頻中說道:

  美國工人為我們今天熱愛并擁有的國家奠定了基礎,但是美國工人正在被壓垮。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之類的不良貿易交易對雇用了如此多優秀美國民眾的小型企業來說,是一筆高昂且不可寬恕的稅費。在勞動節這一天,讓我們向美國工人致敬,向那些自豪地讓美國繼續運轉的男男女女致敬。他們絕對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沒有人可以與他們媲美。我將讓美國再次就業,并使美國再次偉大。這就是我們在11月8日要做的事情。

  這段演講包含了幾處意識形態元素。他把美國和美國人塑造成神話般的集體,并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建構起統一的民族利益。特朗普把美國描繪成正在遭受外敵攻擊的國家,社會沖突被描繪為國家之間的沖突,從而轉移了人們對階級沖突的關注。特朗普對推特的使用清楚地表明了民族主義是如何作為政治拜物教發揮作用的。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再掩藏歷史真相”的“模糊的面紗”。[41] “熱血、群體、民眾才是隱藏實際權力集聚的手段。” [42]

  七、替代方案

  21世紀正在進入一個歷史分岔點,其特征是動蕩和政治兩極化的加劇。未來是不確定的。我們可能走向超級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獨裁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在一場核世界大戰中徹底毀滅地球和人類,或是替代上述預案,走向共同體社會(society of the commons)。究竟誰占主導取決于社會斗爭將如何發展。事實上,盧森堡在1918年曾寫下的真理在今天再次變得異常急迫:“在這個時刻,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的救星。” [43]

  右翼獨裁主義運動推動了自然、社會和交往這些特殊政治的發展。關于自然,右翼獨裁者迷戀民族認同、家庭和守舊傳統,把移民和全球認同視為擾亂民族國家的環境問題;關于社會,右翼獨裁主義的社會政策既支持鼓吹適者生存價值觀念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又擁護保留福利給本土民眾的民族社會主義主張;關于交往,右翼獨裁主義一方面聯合保守的技術悲觀主義,認為傳統的價值觀念會受到互聯網的威脅,從而主張對互聯網實施法制管控,另一方面,他們又倡導新自由主義和技術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媒體企業和互聯網企業歡呼。

  今天的進步力量大多是分裂的、支離破碎的。共同體包含社會共同體、自然共同體和社交共同體。這些共同體都已經變得越來越商品化和私有化。左翼政黨和左翼運動要為捍衛社會共同體而奮斗,綠色運動要為捍衛自然共同體而奮斗,技術運動則要為捍衛交往共同體而奮斗。為了挑戰右翼獨裁主義,進步力量應該從1920年代左翼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當時各派別、尤其是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主義者之間彼此對立,沒有團結起來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我們需要形成團結統一、反對右翼獨裁主義的政治統一戰線,需要把捍衛社會、自然和交往共同體的活動同形成統一進步黨派和組織其他進步運動緊密結合。社會民主需要更新為社會民主2.0的形式,是一項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而奮斗的運動。為了應對資本與右翼獨裁主義的融合,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左翼與國際主義進步運動相融合。

  關于交往,共同體社會的視角主張推動數字共享、平臺合作與公共服務互聯網的發展。民主交往的形成塑造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 [44],這個聯合體又反過來促進了民主交往的形成。

  弗朗茲·諾伊曼(Franz L.Neumann)曾強調,面對危機,學者們作為批判性知識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我們既作為國家公民又作為大學的一員,面臨著販賣焦慮和踐踏自由的雙重冒犯,這既來自教育領域,又來自國家政治層面。政治對我們而言具有雙重性:一是政治問題滲透到學術研究領域,二是應對政治問題所采取的立場。如果我們嚴肅對待政治的人性關懷,如果我們希望防止蠱惑民心的政客制造焦慮和冷漠,那么作為老師和學生的我們一定不能保持沉默。……我們必須發聲、寫作” [45]。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04期

  注釋:

  [1] Rob Kitchin,The Data Revolution:Big Data,Open Data,Data Infrastructur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London:Sage.Kitchin,2014,p.68.

  [2] Ibid.,p.25.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

  [4] 同上書,第687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頁。

  [7] 同上書,第508頁。

  [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4頁。

  [12] 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Cambridge:Polity,2017,p.25.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頁。

  [14] 同上書,第90頁。

  [15]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Race,Nation,Class,London:Verso,1991,p.49,pp.96-100.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頁。

  [17] Charles 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8.

  [1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4頁。

  [19] Michel Foucault,Power,New York,NY:New Press,1994,p.58.

  [20] Michel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Basingstoke:Palgrave,2007,pp.93-94.

  [21] 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p.184,p.12.

  [22] Günther Anders,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2.ber die Zerst9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Munich:C.H.Beck,1980,p.221.

  [23] Friedrich Pollock and Theodor W.Adorno,Group Experiment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0.

  [24] 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Boston:Beacon Press,1971,p.67.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2頁。

  [26] Karl Marx,Capital (Volume I),London:Penguin,1976,p.1039.

  [27] Antonio Negri,Revolution Retrieved: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Keynes,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London:Red Notes,1988,p.209.

  [28]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3,p.31.

  [29] Ibid,p.6,p.31,p.6.

  [30] Dallas W.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3,No.1,1977,pp.1-27.

  [31] 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p.25.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19頁。

  [33] Peter Suber,Open Acces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2,p.4.

  [34] 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London:Pluto,1992,p.119.

  [3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1頁。

  [36] Georg Lukács,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Darmstadt:Luchterhand,1986,p.405.

  [37] Daniel Woodley,Fas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ascist Ideology,Abingdon:Routledge,2010,p.185.

  [38] Ibid,pp.17-18.

  [39] Ibid,p.18.

  [40] http://twitter.com/realD onaldTrump/statuses/772798809508372480,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PRYGG5D/RNl7cfzkmN.

  [41] Rosa Luxemburg,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35.

  [42] Franze Neumann,Behemoth: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1933-1944,Chicago:Ivan R.Dee,2009,p.464.

  [43] Rosa Luxemburg,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p.367.

  [4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頁。

  [45] Franz Neumann,“Anxiety and Politics”,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and Critique,Vol.15,No.2,2017,pp.61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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