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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魔鬼”能創造“天堂”? ——評王志綱的“人性自私論”說教

錢昌明 · 2020-10-0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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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誕生,敲響了人類社會私有剝削制度的喪鐘;人類文明開始由低級的感性階段,邁向高級的理性階段。在共產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今天,再要去鼓吹“人性自私論”,無非就是為垂死的私有剝削制度唱挽歌,這是對歷史的反動,最終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粹??床磺暹@一點的人,是不會有未來的。

  

錢昌明:“魔鬼”能創造天堂?

 

  ——評王志綱的“人性自私論”說教

  

  

  有朋友傳來一篇文章,是王志綱評述深圳發展四十年,其篇名曰《上帝釋放了魔鬼,魔鬼創造了天堂》(以下簡稱“王文”,本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出于此)。

  “魔鬼”與“天堂”,原本是宗教或神話里的概念。前者指能迷惑人、害人性命的鬼怪,比喻邪惡勢力;后者指能讓教徒死后靈魂居住的美好地方(與“地獄”相對應),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環境。

  如今,王某把深圳的崛起,詮釋為是“魔鬼”創造了“天堂”;宣揚“邪惡勢力”能創造“幸福、美好世界”——是“大惡”創造了“大善”。這就從根本上抹煞了善惡分野,模糊了是非界限,堪稱是一篇調和矛盾、混淆黑白的美篇。在王某看來,別問黑白東西,“發展是硬道理”。

  “王文”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打著客觀主義的面具敘述深圳的發展,只講表象不論本質,大力宣揚“人性自私論”,頗能迷惑一些人。信了他的話,就能強化剝削階級“叢林法則”的“合理性”,起到“揚私抑公、棄善從惡”,讓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認命”的惡劣作用,從而徹底解構人們的科學人生觀。

  人所共知,歷史的發展,靠的是人民群眾的不斷覺悟。在21世紀的當今,在資本主義窮途末路、面臨全面崩潰危機之際,還要為剝削階級的“人性自私論”唱贊歌,誘騙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死胡同,無疑就是對歷史的反動。一切有覺悟的人們,不能不提高警惕。

 

  是誰創造了深圳?

  如果說,深圳的發展是一個奇跡,那么,“奇跡”是誰創造的呢?

  40多年來,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今天超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這是由歷史發展過程中諸多因素決定的。說到底,是勞動人民“干”出來的,是40多年來數以千萬計農民工的血汗壘筑起來的。

  誰都知道,深圳所以能夠崛起,無非就是在“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國際資本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產物。顯然,深圳的發展,是資本的凱歌,更是勞動的哀傷。

  為標新立異,王志綱提出一個嘩眾取寵觀點。認為:深圳的成因,是資本主義香港的“富”,“倒逼”社會主義中國的“窮”所造就;且純屬偶然因素所致。“王文”寫道:

  “改開”前,“中國已經處于‘被開除球籍的邊緣’”。“一個謠傳,說英國女王為了慶祝生日,給大陸人提供開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戶口。……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于是很快形成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逃港潮”。這些“換船人”到了香港,搖身一變,許多人成了“香港老板”。

  “王文”接著寫道:

  “這么多年,我見到過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稱梟雄。這些人很多都是大陸逃過去的,一講到當年他們是怎么冒著生命危險逃港的時候,一個個不善言辭的人就都變得口若懸河,一個個毫無感情的人都會淚流滿面,一個個性情木訥的人臉上都神采飛揚”。王某認定,正是這些“換船人”,成了奠基深圳崛起的“功臣”。

  就這樣,一個“謠傳”,掀起了一個“逃港潮”;一個“逃港潮”,成就了一批“香港老板”;這批“香港老板”又造就了深圳。

  “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么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來一補’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

  “王文”冷漠地敘述著資本的冷血與殘酷,沒有半句的譴責與批判,卻能從中推導出“美好”的結論:

  “就是這樣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們,使整個東莞從村到寨到區,崛起了成千上萬的‘三來一補’企業,為日后華為等世界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溫床”。言下之意,今天深圳的崛起,華為等企業的成功,俱是這些“港商”們的功勞,這不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原始積累”式的殘暴剝削唱贊歌?

  究竟是誰造就了深圳? 是資本創造世界,還是勞動創造世界? 這一馬克思主義早已清晰、明確的命題,如今再一次被“王文”所混淆,這不能不說是王某的一大“本領”。

  是“人性”還是“獸性”?

  “王文”的核心思想,是宣揚剝削階級的“人性自私論”。文中無論是講“深圳奇跡”的“動力”,還是論述所謂的“深圳密碼的核心”,通篇都只有兩個字——“人性”:

  “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被釋放的人性”;“深圳密碼的核心,是人性”。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 王某未敢正面直白,繞了一大圈,亮出了他的觀點:

  “多少年來,大家都希望成為雷鋒,最后發現在這種要求下,產生的多是偽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澎湃的動力,也是一朵‘惡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打壓。”

  誰都知道,雷鋒是“公”的代名詞,如今王某把雷鋒說成是“偽君子”;那么,他嘴里吐出的“欲望”,不就是一個“私”?

  經過這番轉彎抹角,王某最終還是說出了:

  “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釋放人性,釋放人的貪欲、僥幸和虛榮”;“深圳的成功,從基因,到生態,歸根結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

  現在清楚了!原來王某講的“人性”、“本能”,就是人的“貪欲”。它包含著“僥幸”、“虛榮”,“野心”和“放縱”,等等,就是“一己之私”。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當然有人性。但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由人的本質特性決定的。

  “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共產黨宣言》)。“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這就是說,人的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存在決定意識,是人類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在階級社會里,人性無不都打上了階級性的烙印。

  人類源自動物界。然而,勞動讓人脫離了動物界,變成了人類。大自然“類”的本質特性,決定了不同“類”的本性。既然人類已從動物界分離出來,就不能再把動物界“叢林法則”的獸性,看作是人類的本質特性——人性。

  “王文”通篇所宣揚的所謂“人性”、“本能”,說白了,全是“獸性”!根本不是人性。

  批王氏“邪惡無罪論”

  “王文”洋洋萬言,又臭又長,費盡心機向人們作“人性自私論”的說教。它歌頌剝削、壓迫與“獸性競爭”,“創新”了一個王氏“邪惡無罪論”,它是由以下“黑三論”構成:

  一曰:“自私有理論”。

  王某認為,“人性自私”是人的“本能”;自私的“貪欲”、““僥幸”、“虛榮”,“野心”和“放縱”,就是“人性”——天然合理,都是應該肯定的。雷鋒、黃繼光、邱少云、董存瑞這些英雄人物,都是違背“人性”的“偽君子”;唯有個人主義者才是符合“人性”,才是“真實”的人。他借深圳的發展為口實,寫道:

  “圣人在哪里?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里?沒看到。只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臺的主角,而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被釋放的人性”。

  在王某看來,只要是屬于“人性”的“釋放”,再自私、再不道德的動機與作為,都天然“合理”、“有理”。

  二曰:“換船有理論”。

  “換船者”,是“王文”創造的一個新名詞,文中第一個小標題就是“換船者說”。它既是指那些“逃港者”;更是指“改開”以來那些“看衰中國”,“移民”海外的“成功人士”、“先富起來的精英”,“裸官”和“通緝犯”等人。簡單地說,就是當今一切背棄了自己祖國、甘當“洋奴”、“漢奸”的人。

  怎樣看待這批“換船者”?

  在“人性自私論”者王某眼里,這不過是一個認識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是一艘四處漏水,遲早會沉沒的破船,在沉沒之前,最好的辦法是換船”。“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深層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

  那么,怎樣評價這批“換船者”呢?

  王某的結論竟是冷冷地說:“追逐安穩和幸福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這批老兄也都是聰明人”。一句話:“換船有理”!

  三曰:“以魔為佛論”。

  “王文”以“上帝釋放了魔鬼,魔鬼創造了天堂”為標題,粗一看,似乎是為了嘩眾取寵;細一想,實是“指鹿為馬”式的強詞奪理。“魔鬼”,明明就是“邪惡”;“王文”偏要說它能創造“美好”。這不就是公然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嗎?

  最為惡劣的,王某還把這些謬論貼上“辯證法”的標簽,籍以迷惑、欺騙人們,從而“創新”出他的“以魔為佛論”:

  “大私終于造就了大公,大惡終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終于造就了大立,辯證法在這場“深圳之變”得到了最佳體現”。

  什么是“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發展規律和認識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就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其核心是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

  辯證法講矛盾的對立雙方的相互轉化,必須有一定條件,對具體情況得作具體分析;絕不是像“王文”那樣隨意胡扯,居然把“黑”說成是“白”——混淆是非的詭辯說成是“辯證法”。顯然,“王文”的說辭,無非就是“以魔為佛論”。

  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揭示過,私有制是一種罪惡。正是私有剝削制度,造就了人類的貪欲,反過來成為私有剝削制度社會發展的“動力”:

  “它是用激起人們最卑劣的動機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

  1848年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誕生,敲響了人類社會私有剝削制度的喪鐘;人類文明開始由低級的感性階段,邁向高級的理性階段。在共產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今天,再要去鼓吹“人性自私論”,無非就是為垂死的私有剝削制度唱挽歌,這是對歷史的反動,最終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粹??床磺暹@一點的人,是不會有未來的。

  

附“王文”:

 

  

上帝釋放了魔鬼,魔鬼創造了天堂

——王志綱談深圳四十年

 

  注:本文為9月21日下午,中國著名戰略咨詢專家、智綱智庫創始人王志綱在“進無止境——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暨企業精神高峰論壇”上發表的演講精編。

  換船者說

  今天的深圳,已經成為傳奇,關于“深圳密碼”的解讀,也是眾說紛紜。我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官員,但我可以說是深圳四十年的親歷者、觀察者,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推動者。因此我想換一個角度,談談我所理解的“深圳傳奇”。

  在開始演講之前,我想問在座的李子彬市長一個有趣的問題:曾經有個說法傳的很廣,你在當市長時,為民營企業請命,做了很多工作,對華為的幫助也很大,任正非卻從來沒有請你吃過一頓飯。但我聽華為相當權威的人士不是這樣說的,在你卸任之后,任正非曾經專程到美國請你吃飯,是這樣嗎?

  李子彬:是有這么回事,當時我在紐約,任正非坐飛機到紐約請我吃的飯。我認識任正非11年,都沒有請我吃過飯,過春節連一束花都沒有。我們兩個人確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當時華為還沒這么大,我當市長時做調研,尤其是關于民營經濟和企業體制方面的調研會,每次任正非都參加。華為那時候也不大,經常有困難,他就到深圳找我協調解決。那時候一年見幾十次面。

  現在華為大了,困難也多,還面臨美國的打壓。沒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長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擾了。

  王志綱:感謝子彬市長,這么小故事,從側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關系,是一種有別于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相對單純的關系,這個故事看起來簡單,其實背后蘊藏著深圳發展的密碼。

  好了,言歸正傳,講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一直到現在,美國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歷史的意外”。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幾乎全世界,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秉承的要么是中國崩潰論,要么是中國威脅論。根本不把中國看在眼里,認為一切盡在掌握當中。

  美國前幾任總統和政客都曾對于改造中國抱有一定程度的樂觀,認為中國會跟著美國的節奏走——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鍋的最佳理由。特朗普這個精明的商人、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上臺之后,發現遏制中國為時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對中國表現出如此煩躁,如此橫蠻,如此不擇手段。

  不光是西方的學者和政客看衰中國,連中國大批先富起來的精英也在明里暗里持這種態度。

  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邊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國,一心想著逃離。這一批人是“兩國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頓在海外,而自己在國內繼續賺錢。

  追逐安穩和幸福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這批老兄也都是聰明人。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深層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們認為中國是一艘四處漏水,遲早會沉沒的破船,在沉沒之前,最好的辦法是換船。

  因此,盡管他們在中國大發橫財,但他們始終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況且他們的財富積累也有說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賺錢,越要換船,臨走前還要拆一塊船板。原來美國限制中國過多移民,因此新西蘭、澳洲等都成了中國人移民的樂土。奧巴馬上臺以后,給中國提供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國土豪一下子蜂擁而至。

  那段時間我去美國,在洛杉磯的爾灣一家中國餐廳吃飯,飯店里面熙熙攘攘,煙霧彌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國。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這些年陸陸續續移民去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些躲在美國當寓公的通緝犯。

  我剛坐下來,就有不少人來打招呼,他們告訴我,光是深圳沙河高爾夫球會的3000名會員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就在美國,甚至可以單獨組成一只球隊了。

  我問他們帶了多少錢走的?我一聽,發現少的也有200萬美金,多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看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萬美元級別的豪宅。

  支撐他們這么做的背后邏輯,是對中美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

  但誰也沒想到,短短幾年時間,全球化經歷巨變,特朗普對中國實施正面狙擊和打壓,兩國關系驟然緊張。特別是出現疫情以后,美國國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無遺,夢寐以求的自由王國、山巔之城突然破滅了,現在他們想換船回來,可惜已經是難上加難了。

  這一批成功人士開始思考:到底誰是沉船?

  歷史會回答這個問題。

  我和他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我一直堅信中國的未來,堅信中國一定是全球機遇的匯集之地。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深圳四十年,深圳背后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縮影。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但在當下面臨國際國內壓力越來越大的節點,如果我們搞不清楚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也無法做到繼往開來。因此借著這個機會,我想和大家探討深圳乃至中國崛起背后的邏輯究竟是什么?必然在哪里?

  深圳代表中國,好壞都是文章

  關于深圳的崛起,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分析,官員有官員的講詞,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

  在我看來,深圳是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

  沒有生死壓力,不可能有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這樣“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成績。

  在改革開放前夕,出現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逃港潮,這起于一個謠傳,說英國女王為了慶祝生日,給大陸人提供開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戶口。這個消息一傳開以后,不光是珠三角、汕頭,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卻也帶來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難題,這么多年,我見到過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稱梟雄。這些人很多都是大陸逃過去的,一講到當年他們是怎么冒著生命危險逃港的時候,一個個不善言辭的人就都變得口若懸河,一個個毫無感情的人都會淚流滿面,一個個性情木訥的人臉上都神采飛揚,為什么?因為這段經歷是他們人生中最驚險、最刺激、也最難忘的,它會永遠刻在每個逃港人的心里。

  當時的廣東省委領導到基層視察,他發現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擋不住。而深圳乃至廣東,相比內陸,已經又強了不少,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當時中國已經處于“被開除球籍的邊緣”,在這樣危機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1978年剛開始建設的深圳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這句關于特區建設簡單的話,幾乎凝縮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智慧。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長期性的頂層設計,更沒有一張畫到底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作為這艘大船的舵手,鄧小平的立場其實很簡單:“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為僵化的教條所拘束、不為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不唱高調,只堅持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貫穿改革開放全局的精神內核??梢哉f,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深圳的偉大崛起完全是逼出來的。

  危機倒逼改革,那么接下來怎么往前發展呢?我總結為“放出來的活力”。

  這股活力可以從“東莞現象”來一探究竟。改革開放之初,在廣州、深圳之間一百多公里長的走廊地帶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

  作為“百萬移民”的主角,農民工背井離鄉,不是為了偉大理想,而是為了解決切實的生存問題。他們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連自由遷徙的權力都沒有。 在改革開放后,他們終于迎來了一個能夠改變命運的選擇:背井離鄉,到遙遠的珠江三角洲打工。這看起來很可憐,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夜以繼日地揮灑汗水,但一個月這兩三百塊錢的工資,或許是他種地一年都掙不到的錢。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收獲的是未來。 與農民工樸素的發財夢類似,香港商人們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幾年前就從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為第一批港商開始回來了,在本鄉本土辦廠,并在這里探索出一種叫作“三來一補”的發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訂單,就不用給錢,村集體拿出土地來入股,借錢找包工頭把廠房蓋好,港商只要把設備拿過來,就可以開始生產,最后利潤兩邊對賬。港商的成本之低簡直無法想象,土地不要錢,廠房因陋就簡,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設備。只要有訂單,工廠就可以運轉。一個個香港大小老板,把歐美訂單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農民租塊地建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 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么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來一補”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但就是這樣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們,使整個東莞從村到寨到區,崛起了成千上萬的“三來一補”企業,為日后華為等世界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溫床。

  珠三角本地的農民,想法同樣很簡單。只要在農地建好廠房,轉手租出去就能掙錢。伴隨“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誕生了數以萬計的廠長、經理的新職位,以至于出現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鄉村干部(包括原生產隊會計、糧庫保管、記分員)、派出所干部、知識分子(小學畢業生也算)悉數出任官職,人數也不夠用。在一個村擁有幾十上百家企業的情況下,每一個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廠里面掛個副廠長的名,名利兼收,何樂而不為?

  從 1980 年開始到 1988 年的短短八年時間,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國的新興制造業高地,建起了成千上萬的工廠;一個小小的東莞,從只能容納六十萬人口的縣級市,變成了能夠容納一千萬青壯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四十年過去了,珠三角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無數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深圳成為世界級城市,東莞成為世界工廠,等到深圳要實現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時候,東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華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業花落東莞,這是之前誰都想不到的。

  圣人在哪里?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里?沒看到。只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臺的主角,而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被釋放的人性。

  這里面有太多說起來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識。

  1990年,我去深圳,李灝同志見了我的第一句話是:“北京對于市場經濟究竟怎么看?”當時的深圳已經摩拳擦掌,一定要給市場經濟爭口氣。但是,當時市場經濟還有些禁忌,很多人覺得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能談。

  小平同志到南方視察的時候,我在新華社,因此非常有幸間接參與了這個過程,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比較清楚,這個口子撕開以后,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為什么呢?它順應了規律,順應了潮流,從此中國有了放出來的紅利、摸出來的市場,終于走上了市場經濟。

  “摸出來的市場”后面還有一句話,叫“擋不住的國運”。我發現中國有一個現象:但凡日子難過的時候,艱難突圍,絕處求生,這時候反而能尊重人性,釋放活力,政策空間的彈性也比較大,大家都能實事求是謀發展;一旦日子好過,總會有人頭大,把成就歸功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各種不符合規律的亂象也隨之出現,反而容易出亂子。治亂循環——這里面有著深刻的人性、政治規律。

  深圳也同樣經歷了這一過程,90年代末到世紀初,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時間。特區的外貿紅利基本用完了,新的產業還在孕育。一邊是網上那篇《深圳,你被誰拋棄》也傳遍全國。一邊是深圳市委公開提出,深圳正面臨著“四個難以為繼”:地少人多,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難以為繼;土地、空間有限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短缺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

  但就是在這種里里外外的不看好和危機感之下,深圳卻開始了騰籠換鳥的二次創業之路,堅持把發展工業、制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

  面對這樣的局面,就像時任市長李子彬自己說的那樣:各個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有的以商業外貿為主,有的是旅游業為主,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是以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為主。就是中央給了15年的政策,再加上體制機制的優勢,香港的投資等。就在這波紅利快消失的時候,深圳進行了產業升級換代,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第一推動力,高新技術產業是深圳經濟發展第一增長點,通過工業化進入現代化,打下了深圳未來20年騰飛的基礎。

  現在的深圳,鮮花著錦,歌舞升平,人人稱頌,我卻很擔心。華為、平安、騰訊這些世界級企業已經到了收獲時節,每年上繳千億稅收,一舉一動吸引著全球的目光,很多人也因此淡忘了這些世界級企業當年播種、萌芽和成長的困難歲月。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今天的深圳在享受八九十年代遺留下來的創業紅利時,更要高度警惕當下深圳經濟存在的脫實向虛、泡沫化和空心化等問題。高企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也讓現在深圳的年輕人,遠沒有十年前幸福,這一切都標志著深圳的光鮮外表之下,新的危機正在醞釀,現在可能看不出什么,再過幾年可就很難說了,值得高度重視。

  “深圳奇跡”背后的三個根源

  深圳為什么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產業轉移的天時、比鄰香港的地利之外,內在動力有哪些?我想由表及里談三個方面:

  第一,基因

  為什么四個特區中,只有深圳走出來了?只有深圳能夠一枝獨秀?

  和文化有很大關系。

  多的理由不說了,只想講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走過很多地方,發現很多大學生、很多人才曾經到廈門、汕頭、珠海等城市,但是最后都待不住,離開了。這三個特區我都深度接觸過,為什么待不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為主,外來者很難融入當地,機會也比較少。

  本土文化越強烈的地方,社會圈層就越板結,長成參天大樹非常難。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現在接近1700萬的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動人口占絕大多數,本地人極少,沒有強烈的本土文化認同感,自然形成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社會風氣。

  為什么深圳能夠撐得起全球性企業,我想和蛇口基因有關,很多深圳的大企業都是從蛇口走出來的,這至少有三點原因:

  第一點,蛇口這個地方有全球化意識,它從創辦之初,就是一個被可以開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試,更加易于市場化、國際化和全球化,也趕上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

  天有多大,膽有多大,市場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點,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點是鼓勵創新。

  舉個例子。當年任正非缺錢的時候,想了一個“招”,讓員工將自己的工資拿來集資,還給了一個“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華為打工,還是華為的股東。那個時候,對于他能走多遠,很多人都是懷疑的。

  任正非自己也承認,他是一個吹牛高手。當年飯都吃不飽的時候,任正非說,以后華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F在來看,都說對了。

  其次,任正非是一個煽動大師,他提出某個愿景后,能夠讓所有員工去努力。員工們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時也是股東,這其實根子深處還是同一個道理——人性,懂激勵,大家敢行敢試。

  再有,任正非是一個踐行大師,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有著極為堅強的毅力和超強的行動力。這個東西一年看不出來,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樣了。

  這三方面構成了華為的企業文化,最后打造出了一個世界級公司。

  不光是任正非,平安的發展也體現出了銳意創新的蛇口基因。深圳的改革開放,始自鄧小平的一句“殺出一條血路來”,而第一片試驗田就在蛇口。

  蛇口是中國改革的“試管”。當年袁庚創辦的蛇口開發區,就像站立在改革的潮頭,一時十分新鮮,以致當時中國許多熱血青年像當年投奔延安一樣地來到蛇口。

  在蛇口這塊試驗田上,有別于傳統計劃經濟,而跟全球接軌,擁抱市場化和國際化。當時蛇口開發區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權力,可以做很多超常規的探索。蛇口工業區管理局是一級地方行政組織,雖然隸屬于深圳,但實則是獨立王國,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業走流程要三個月,而在蛇口,企業從申報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平安集團的創始人馬明哲先生正是在這樣享有特殊政策的舞臺上,在激情和理想主義的驅動下,花了近兩年,多次跑到北京游說,終于搞定了平安的保險牌照。并最終做成了一個全世界領先的綜合金融集團。

  平安的成功,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實踐,這樣一個非常普通、也沒有很高學歷,但有理想、愿意嘗試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幾十年以后,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華為和平安都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以世界為師,花大價錢向全世界學習先進經驗,馬明哲和任正非也都非常熱愛學習,平安內部有個說法:“平安的發展,趕不上馬明哲的想法”。華為內部也有類似的說法,但他們也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在麥肯錫、IBM等咨詢公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終造就了這兩家世界級公司。

  開放、創新、效率、先行先試、百折不撓,這些從蛇口一路傳承到深圳的基因,很值得我們思考。

  第二,生態

  深圳密碼的第二條,在于生態。

  相比國內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處在于,形成了服務型治理模式,不與市場進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并在市場失語時做好社會保障工作。

  在生態學的概念中,維持一片濕地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在于保持好環境中千分之三的含鹽量;同樣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塊大濕地,如何維持市場鹽分的合適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職能。至于濕地的食物鏈如何構成,是鳥吃魚、魚吃蝦、蝦吃蟲還是蟲吃土,甚至魚跳起來吃了鳥,這些都是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的主角。

  但凡是政府用力過猛,結果往往會破壞生態;政府用力適當、無為而治、有求必應,無需不擾的時候,反而會出現充分的自由繁榮。

  華強北和賽格集團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決心,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電子工業企業“合縱連橫”,打包成立了賽格集團,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長的級別也很高,可謂雄心滿懷,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有著超強配置的賽格集團,即使在最興盛的時候,全力打造的電子工業產業也沒有起來。具有競爭力的終端產品沒有做起來,反而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場華強北,這不得不說是一件很吊詭的事情,生活中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辯證法也比比皆是。

  隨著電子市場大爆發,華強路由工業區變成了電子市場,振華路成了金融證券一條街,大批的配套商業也陸續進駐。在華強北,一個一平米的柜臺,就是個創業大舞臺。一張柜臺申請表登記表,被炒到了幾萬,一個柜臺,日成交少則萬計多則數百萬計。

  不計其數的人在這里發家致富,騰訊也是從這里走向世界,華強北不僅支撐了深圳家電、消費電子產業的發展,與當初的蛇口一樣,華強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優秀青年的到來。這一切見證了華強北全民創業和財富神話的歷程,也感受到了全球電子元器件的天堂、亞洲電子第一市、中國電子第一街的魔力。

  隨著2000年賽格廣場全面落成,華強北步入輝煌,而當時名揚天下的賽格集團卻逐漸地泯然于眾人之間。

  伴隨著政府的清理,華強北的山寨產品市場現在已經變得干干凈凈了,與此同同時,原來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業國有企業,也因為水性不佳逐漸被市場經濟淘汰,它們就像是侏羅紀公園里的恐龍一樣,體型龐大,動作緩慢,當環境變成了熱帶雨林,恐龍不在了,人們驚訝的發現:恐龍的尸骨腐爛以后,變成熱帶雨林的肥料。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熱帶雨林中,“兔子吃草,狐貍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態迅速形成,自由演化,產生了一大批華為、騰訊、大疆等參天大樹。

  從大型國企到民企,從政府主導到市場主導,從侏羅紀到熱帶雨林,這里面有一些本質的東西,我們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內地城市借鑒。

  第三,人性

  深圳密碼的核心,是人性。多少年來,大家都希望成為雷鋒,最后發現在這種要求下,產生的多是偽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澎湃的動力,也是一朵“惡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打壓。

  中國這4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釋放人性,釋放人的貪婪、僥幸和虛榮。

  深圳的成功,從基因,到生態,歸根結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來,我采訪過、接觸過、服務過很多成功人士和企業家,說一千道一萬,這些人都是一句話,就是欲望的釋放。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深圳,就像是當年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的美國西部,向所有希望改變命運的人打開大門。深圳提供了一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大舞臺,被倫理道德、三綱五常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在深圳這片誰也不認識誰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放縱。

  這種放縱不是綱紀廢弛、打砸搶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開,是在對和錯之間、好和壞之間、紅和黑之間的廣泛中間地帶尋找共識。是對灰色地帶的容忍:容忍重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容忍血汗工資制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容忍倒賣批文、合法走私貿易的存在,容忍山寨產品的風行,容忍民營企業家在法律邊緣的游走……這樣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時間廣受批評,成為眾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間地帶的不斷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張揚。

  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偉光正,而是上帝釋放了“魔鬼”,人性在這塊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與釋放,無數充滿活力與欲望,希望改變命運、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涌向深圳,魚龍混雜、大浪淘沙,最終“魔鬼”創造出了天堂。

  這個天堂雖然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但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淘選,今日的深圳成為中國社會最文明、平均素質最高的區域之一,這種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斷向善,社會共識得以凝聚,最終使大灣區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現代化的社會形態。

  大私終于造就了大公,大惡終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終于造就了大立,辯證法在這場“深圳之變”得到了最佳體現。

  追因溯源,深圳產業化的成功,不僅是政府領導的成功,也不僅是國家力量推動的成功,更不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還是最常識的市場主導經濟的成功,最基礎的遵循產業發展規律的成功,最簡單的順應人性的成功,從“一個腦袋想問題”到“千萬個腦袋想問題”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動了深圳的船,順水行舟成就了深圳。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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