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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全之 |《子夜》與1930年上海絲業工人大罷工

張全之 · 2020-10-05 · 來源:西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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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描寫的第三次工人罷工,就取材于1930年7月爆發的上海絲業工人總同盟罷工。但在具體描寫中,茅盾對實際罷工運動進行了改寫,使小說更為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復雜的社會矛盾,也更好地體現了茅盾創作的藝術個性。

  茅盾最初構思《子夜》的時候,是想寫上海的棉紡織業,后來改為繅絲業,這一題材的改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自1920年代開始,“廠經”就是中國工業產品外銷的主要業務,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 1929 年開始,日本絲業在政府扶持下,排擠中國絲業,加上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到1930年,中國絲業出現全線崩潰的局面?!蹲右埂返墓适抡谶@一時間節點上展開。絲業的蕭條使絲廠的利潤大受影響,工人收入降低,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一機會發動絲業工人罷工?!蹲右埂访鑼懙牡谌喂と肆T工,就取材于1930年7月爆發的上海絲業工人總同盟罷工。但在具體描寫中,茅盾對實際罷工運動進行了改寫,使小說更為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復雜的社會矛盾,也更好地體現了茅盾創作的藝術個性。

  一  從棉紡廠到繅絲廠:

  《子夜》的題材選擇

  茅盾的《子夜》[1]以吳蓀甫的裕華絲廠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繅絲業的危機和上??壗z業工人的罷工斗爭。但在最初構思的時候,茅盾選擇的題材是棉紗紡織廠而不是繅絲廠。茅盾在回憶錄中說,最初設想寫一部都市——農村交響曲,“分為都市部分和農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寫一部三部曲,并且寫出了初步的提綱”,第一部叫《棉紗》,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之際,中國民族工業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輕工業的棉紗紡織工業一時有發展之前景”[2]。但是隨著日本紡織業的競爭和國內形勢的惡化,本國生產的紗、布,價格比洋貨高,農民沒有能力購買,因而陷入危機。這種情形下,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也變得更加尖銳,工潮頻發。為了了解棉紗業的情況,茅盾還研讀了周培蘭的《中國紡織業及其出品》。但是,隨著茅盾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他放棄了寫紡織業的計劃,改寫繅絲業。其中原因他解釋說:

  我進一步研究當時的中國經濟現狀,決定將紗廠改為絲廠。因為,當時中國的工業產品以外銷為主要業務的,唯有廠經(即機器繅成的絲),而且在法國里昂、美國紐約市場早已站穩腳跟,但此時受日本絲之競爭而漸趨于失利之地位。

  這三個月中,好像重溫讀過的書,我又訪問了從前在盧公館所遇到,并曾和他們長談過的同鄉親戚故舊。正所謂溫故而知新,這一次重訪同鄉故舊,在他們的談話中,使我知道僅一九三〇年,上海的絲廠由原來的一百家變成七十家。無錫絲廠由原來的七十家變成四十家。廣東絲廠的困難也差不多。其他蘇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各絲廠十之八九倒閉。四川絲廠宣告停業的,二、三十家。這都是日本絲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結果。這堅定了我的以絲廠作為《子夜》中的主要工廠的信心。[3]

  茅盾上述回憶雖然簡短,卻概括了中國絲業從盛轉衰的過程。與絲業相比,中國自主經營的棉紗紡織業雖然在一戰期間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戰爭結束后,帝國主義再次在中國市場展開角逐,而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并很快取得了優勢地位:“民國十二年華商紗錠占總數百分之六十二點六,至民國二十二年占總數減至五十七點零,同時日商由百分之三十點二,增至百分之三十九點一;布機設備相差更遠,如華商自民國十二年占百分之六十四點八,至二十二年降至百分之四十八點九,而同時日商由百分之二十點六,激增百分之四十四點四。”[4]所以中國的民營棉紗紡織業在1920年代就受到日本的壓制,并逐漸衰落,不像繅絲業在外貿出口中曾一度占據著重要地位。

  小說題材從紡織業改為繅絲業,意義重大,但這一點至今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蠶絲起源于中國,傳說黃帝時代的先民就養蠶繅絲,《詩經》中的《魏風·十畝之間》《幽風·七月》和《衛風·氓》等篇章中,都有采桑、染絲和絲品交易的記載。后來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的養蠶技術自波斯、印度傳播到歐洲。但中國絲業數千年來基本停留在手工作坊層面,在機械化生產方面并無多少進步,所以效率低下,產量有限,所謂綾羅綢緞一直是奢侈品。

  直到1872年,意、法兩國商人先后在上海設立機器繅絲廠,是為我國廠絲生產的開端[5]。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獲得良好發展機遇,機器繅絲業在長三角地區發展迅速。到1920年代中后期,中國絲業幾乎壟斷了國際市場,成為中國外貿的支柱產業,僅上??壗z廠就有一百余家,“繅絲工人,也有十萬左右”[6]??壗z業利潤豐厚,到1929年中國出口生絲(包括柞蠶絲)達最高峰為 114898 公擔,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絲業的發展??梢哉f絲業對中國來說是“最民族”的行業,決定著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吳蓀甫把發展絲業看作是振興民族經濟的首選。但是,當中國絲業在1929年達到出口峰值的時候,遭遇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絲業遭受重創,出口額銳減,日本絲在政府扶持下迅速搶占國際市場,而價格相對便宜的人造絲業成為中國絲業的催命符。在國內,1930年新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爆發,導致交通阻隔、稅費上漲,使上海的企業陷入困境,絲業也大受影響。

  在吳蓀甫的客廳里,那些吊唁吳老太爺的人們在高談闊論,黃奮問經營絲廠的老板們:“我就不明白為什么你們的‘廠經’??客庋蟮匿N路?那么中國的綢緞織造廠用的是什么絲?”朱吟秋回答:“他們用我們的次等貨。近來連次等貨也少用。他們用日本生絲和人造絲。我們的上等貨就??糠▏兔绹匿N路,一向如此。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獎勵生絲出口,絲繭兩項,完全免稅,日本絲在里昂和紐約的市場上就壓倒了中國絲。”(第二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絲業陷入困境。1929年8月,上海絲廠協會主席委員沈驊臣等,“因絲廠營業,岌岌可危,特由市政府委派錢委員,陪同赴寧,進謁各當道,請求撥款救濟,以維實業。”[7]1930年,絲業凋敝,《民國日報》報道:“本埠絲廠年來因華絲滯銷,致告倒閉者時有所聞,昨日又有四家宣告停閉……失業工人達二千余人。”[8]

  為挽救行業危機,上海絲廠同業工會發表《呼吁政府撥款救濟絲業》,文中提到,“絲業出口,為我國對外最大貿易”,然近年來,由于工運頻發、原料欠收、成本加昂,尤其是“日本實行經濟政策,以打倒華絲為目的。不惜血本,抑價競售。日政府屢撥巨款,以助其本國絲商”,“而我國絲廠,本為弱小資本集合之營業。既無力與之競爭,又無術可以持久,政府方面,頻年應付戰事,未能為經濟之援助,因之絲廠什九虧折,無法維持。”[9]吳蓀甫也無奈地說:“……世界產業凋敝,廠經跌價……”(第二章),他對杜竹齋抱怨說:“竹齋——這絲廠老板真難做。米貴了,工人們就來要求米貼;但是絲價錢賤了,要虧本,卻沒有人給我絲貼。好!干丞,你回去對工人說,她們要米貼,老板情愿關廠!”(第二章)這并非是一時的憤激之言。到 1932—1934年,中國絲業陷入全面崩潰狀態,出現了絲廠大面積倒閉、桑農砍桑的悲慘后果。在這個過程中,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也對中國絲業帶來沉重打擊,因為日軍進攻的閘北,是絲廠密集區,很多絲廠毀于戰火。所以對中國絲業而言,1930年是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就在這一年,“上海絲廠106家中,年底停業的有70家,無錫絲廠70家中,停業者40家”[10],《子夜》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間節點上。茅盾經過對當時經濟的深入研究,將棉紗廠改為繅絲廠,能夠更深刻地反映中國民族工業的命運。

  而吳蓀甫執著于中國絲業的發展,就具有了正面意義,當他遭遇危機時,他說:“不!我還是要干下去!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系中國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的……”(第二章)“絲業關系中國民族前途猶大”一語,充分說明吳蓀甫不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還是一個有民族情懷的資本家,他有著振興民族工業的宏大抱負。正是絲業在當時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以絲業為題材表現民族資本家的命運,顯然更有意義。

  茅盾的故鄉浙江,自古乃蠶絲之鄉,所以他對養蠶、繅絲等事非常熟悉,小說《春蠶》就反映了這一點。正是因為上海絲廠的大量倒閉,導致蠶繭貶值、滯銷,使老通寶們的蠶繭賣不出去。這充分說明在1930年的政治經濟情勢下,茅盾選擇絲廠作為小說題材,是有著深刻用意的:他通過絲廠的衰敗、絲廠女工的罷工,反映了1930年中國政治、經濟與民生方面存在的嚴重危機。

 

  《子夜》對絲業工人罷工的改寫

  繅絲廠以女工為主,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女童工,所以她們的反抗意識并不強,政治覺悟也不高。在1920年代中國工潮濤飛浪涌的時候,絲廠工人相對而言要安靜得多,與同為以女工為主的紗廠相比,罷工頻率也明顯偏低。上海絲廠女工的第一個罷工高潮出現在 1922年。當時閘北絲廠林立,有女工(含童工)八九萬人,由于工作環境惡劣、待遇低下,她們在女子工業進德會[11]穆志英等人的組織下舉行了總同盟罷工,上海“全市 44家絲廠全部停工,有萬余女工參加罷工。”[12]但罷工持續 4天就失敗了。之后絲廠工人罷工運動一度沉寂,在五卅運動中,絲廠工人參加抗議的人數極少,幾乎沒有絲廠停工。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共領導的進步工會被破壞殆盡,白色恐怖籠罩上海,但正是在這種危機時刻,上海絲廠工人運動卻迎來了一個新高潮。1927年6月28日,虹口區元豐絲廠等十八家絲廠罷工,經過調解,工人達成部分目的后于7月2日復工[13];7月8日統益絲廠全體女工又因要求改善待遇,召開工人大會后決定罷工,并提出14條要求,再次引發虹口區18家絲廠上萬名工人大罷工,在工統會的高壓下,工人于7月14日復工。[14]進入8月,閘北14家絲廠7000余名工人聽到廠方要削減工資、增加工時,便相繼罷工。最后在廠方保證不削減工資、不延長工時的情況下復工。

  進入1930年,隨著絲業危機的爆發,絲業工人待遇在全市各行業中最低。根據一份報告,1930年上海 16個行業工人的月平均工資是 15.351元,而繅絲業只有 8.833元,略高于平均值的一半。[15]而隨著大量絲廠停業,失業工人數量急劇膨脹?!缎侣剤蟆?930年9月28日報道絲業工人失業人數達到三萬余人:“昨日又有絲廠二十余家停工。華商絲廠界因原料繭子缺乏,金融周轉不靈,形成巨大恐慌,已有四十余家絲廠相繼提早停業等情,已志前報。茲悉絲廠界因不易維持,前昨兩日又有二十三家停工,其停工原因,仍不出上述二種……惟目前最重大之問題,實為絲廠停業后之工人生計問題,因停工之絲廠已在七十家之上,此后恐尚有繼續停工者,目前各廠失業工人,統計約有兩萬七八千人,此后尚須增加二三萬。工人失業后,生計完全斷絕,倘不早日設法維持安頓,則影響殊非淺細也。”[16]失業者生路斷絕,在業者收入微薄,難以維持生計,由此引發了新一輪反抗:7月11日,開封路寶康等7家絲廠5000多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幾天時間,閘北各絲廠在赤色工會發動下,紛紛沖廠,擴大罷工。據《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的記述,這次罷工的詳細情形如下:

  15 日,各廠罷工工人分頭集會,準備包圍公安局,要求釋放被捕工友,并擬去虹口區沖廠,促使全市絲廠總同盟罷工早日實現。這天國民黨軍警和黃色工會的成員、工頭也大批出動,強拉、欺騙工人進廠復工,許多工人強烈反對,高呼“打倒國民黨”“打倒黃色工會”“擴大罷工”等口號,但也有部分女工被拉進了工廠。當晚絲廠總罷工委員會秘密開會,決定 16 日清晨 5 時在安慶路小菜場召開群眾大會,陸續沖打虹口各廠、沖公安局,以擴大斗爭來回答國民黨的壓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聯會也在這天晚上召開緊急常委會,決定加強組織工作,要各絲廠及各車間立刻組織罷委會,統一罷工工人的行動;同時決定發一通告,號召全上海各行各業工人以罷工來援助絲廠工人,造成全市總罷工的形勢。雖然這些決議沒有能夠實現,但在黨的領導下,各絲廠參加同盟罷工的就有 40余家,人數達到 2萬多。但由于反動當局的壓迫和罷工策略上的錯誤,使罷工失敗,7月 18日工人被迫無條件復工。[17]

  之所以詳細引述這次罷工的過程,是因為《子夜》所寫的第三次工人罷工,就是以這次罷工為藍本的。過去的研究者將這些史實與小說對照,發現很多相似之處,以此來證明小說在現實主義方面的偉大成就。這類研究自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但我認為,《子夜》作為一部小說,其意義不僅體現在對現實的實錄上,而是應該體現在作家對現實進行了怎樣的加工和改寫。正是在對現實事件的改寫中,我們才能看到作家的思想傾向和藝術匠心。

  將現實中的罷工事件跟小說中的罷工事件進行對比,我們發現了三個方面的不同,顯示了茅盾對當時政治事件的獨特思考以及將政治事件審美化的獨特理路。

  首先,罷工的組織發動。1930年7月的這次絲廠工人罷工,是中國共產黨有計劃地組織發動的。由于受到立三路線的影響,當時中共中央認為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斗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是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18]為了落實這一冒進路線,中共在上海發動絲廠工人大罷工。參與罷工組織的革命家陳修良回憶說:

  ……于是上海的工會與黨組織合并起來成立了“行動委員會”,絲廠工會就是這類行動委員會之一。絲委共有五人,書記是阿金,委員中有留日學生婁曼云(蔡叔厚的愛人)、朱秀英(女工)、我,還有一位女同志已忘其名,也是知識分子??偣げ啃齑竺靡渤韰⒓訒h。這個組織直接由江蘇省委書記李維漢領導,阿金經常傳達李的指示。我們的機關,設在由阿金在楊樹浦區租下的一個廂房樓,由阿金母親“住機關”……[19]

  這個“絲委”是1930年上海絲業罷工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文中提到的阿金,就是著名女革命家金維映,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曾跟別人說,《子夜》中的瑪金就是以她為原型的[20]。作為“絲委”的書記,阿金經?;瘖y成工人,到進步工人家里做組織發動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黃色工會和國民黨警察沆瀣一氣,瓦解和鎮壓工人罷工,最終導致罷工運動徹底失敗。但在小說中,我們發現,第三次工人罷工之所以發生,與黃色工會內部的矛盾有著密切關系。在黃色工會內部,作為改組派的桂長林和作為蔣派的錢葆生有矛盾,吳蓀甫傾向于改組派,所以屠維岳與桂長林聯合共同對付錢葆生。為了打擊對方,屠維岳讓被收買的工賊姚金鳳和管車阿珍故意泄露工錢打八折的消息,并鼓動工人罷工。在第二次工人怠工事件中,姚金鳳的工賊身份被屬于蔣派的薛寶珠揭露,失掉了工人的信任。屠維岳通過開除姚金鳳,提拔薛寶珠的方式,讓姚金鳳重新獲得了工人們的信任,姚金鳳也就沒有被真正開除。錢葆生和桂長林一樣,也希望通過組織工人罷工,打擊屠維岳和桂長林,所以讓他的手下薛寶珠、錢巧林、周二姐積極參與組織工人罷工。在第三次罷工醞釀過程中,姚金鳳出面組織罷工委員會,并在自己的家里組織工人召開會議,討論罷工事宜,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桂派、錢派和共產黨三方力量一起組織罷工,但同時又產生了激烈沖突。由于參加這次會議的共產黨人張阿新等沒有識破姚金鳳的工賊身份,所以支持了姚金鳳,錢派的薛寶珠、錢巧林和周二姐被轟出了會場?,F實中一場由共產黨人發動的罷工,到小說中被改寫為由三方力量共同發動的,茅盾這一改寫,將單一的階級斗爭主題變為多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不僅反映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還揭示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尖銳斗爭。自1928年下半年開始,汪、蔣矛盾公開化,汪精衛、陳公博等人,提出改組國民黨,反對蔣的統治,被稱為“改組派”,1930年爆發的中原大戰,就是改組派與蔣介石的一次公開較量,在《子夜》中得到了較多反映。在裕華絲廠的黃色工會中,桂長林和錢葆生就是這兩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他們在反共、鎮壓工人運動方面是一致的,但他們有時會利用工人運動達到打擊對方的目的?!蹲右埂沸蜗笊鷦拥卦佻F了這一點,這是其他工運小說所不及的。而且《子夜》的這一描寫,跟整部小說的主題是一致的。因為在經濟政策上,改組派重實業,蔣派重金融,趙伯韜與吳蓀甫的矛盾,正體現了改組派與蔣派的對立。

  其次,在罷工過程中,《子夜》描寫了工人在共產黨人的組織下沖廠、砸爛廠內賬房間的玻璃、圍堵吳蓀甫的汽車等重要行動,他們高喊著打到黃色工會、成立自己的工會的口號。但同時,小說還描寫了黃色工會內部相互打斗的情形。罷工第二天,工人要沖廠。屠維岳、桂長林一派雇傭黑幫人員堵著廠門,準備阻止工人沖廠。錢葆生卻雇傭打手對屠維岳的人進行毆打,工人則在一邊看熱鬧。屠維岳不得不對錢葆生做出讓步,先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以便專心對付共產黨。而在實際發生那場罷工中,并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茅盾對事實的改編,反映了他進行文學創作時更為高遠的寄托。他不滿足于像蔣光慈一樣,把罷工事件看作工人與資本家和軍警之間的對立,而是根據當時中國復雜的政治局勢,借助罷工事件,再現各種政治力量在罷工運動中的矛盾沖突。在對付工人罷工問題上,吳蓀甫和屠維岳之間也有分歧:吳只想用強硬手段逼迫工人迅速上工,但屠維岳則堅持通過分化瓦解工人罷工等手段,將廠內的共產黨人全部抓獲,以換取半年的安寧。而屬于錢派的吳為成、馬景山等人,不斷地給吳蓀甫打小報告,說屠維岳沒有能力解決工潮,導致吳蓀甫對屠維岳并不完全信任。屠維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有時也不得不向錢派妥協。正是通過這一重重的、各種盤根錯節的矛盾,小說把一個個人物寫活了。

  再次,在描寫共產黨領導工人罷工的時候,茅盾一方面批判極左路線的危害,一方面還加入了大量情色內容,使政治與情欲糾纏在了一起。小說中的克佐甫是立三路線的化身,他不顧現實條件,強迫瑪金發動工人罷工。而瑪金最了解裕華絲廠的狀況,罷工剛開始,就有多名進步工人被捕,組織已經很薄弱,繼續罷工的條件尚不成熟,應該保存實力,到適當時候再繼續罷工??俗舾Σ坏痊斀鹫f完,就痛批瑪金是右傾的觀點,是取消總罷工?,斀饘偭T工表示異議,克佐甫嚴厲地批評她:“瑪金!你批評到總路線,你這右傾的錯誤是很嚴重的!黨要堅決地肅清這些右傾的觀點!裕華廠明天不罷下來,就是破壞了總罷工,就是不執行總路線!黨要嚴格地制裁!”(第十五章)瑪金無奈地去工人居住的棚戶區組織罷工,結果落入了敵人的圈套,導致裕華絲廠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抓。這些描寫如實地記錄了立三路線給工人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但茅盾并不滿足于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而是在寫中共上層開會組織工人罷工的過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情色內容。如劉英和蔡金一直“忙著兩邊的工作”——“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時緊張!”蔡金在開會期間,對陳月娥和瑪金采取十分親昵的舉動,以至被瑪金罵為“色情狂”。蘇倫露骨地稱贊瑪金的身體,還迫不及待地要跟瑪金發生關系。這些描寫,應該不是事實,是茅盾想象的產物。小說剛出版的時候,這些內容也遭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評。根據陽翰笙回憶:

  他(指茅盾-引者注)寫《子夜》,寫“左”傾路線的干部亂搞男女關系,“文總”“左聯”不少同志很不滿意,有人說:“我們搞革命,敵人捉著要殺頭,他卻說我們亂搞男女關系,真是令人氣憤。”當時我和鏡我去和他說(約在 1933 年《子夜》出版后不久),他不愉快,鏡我和他爭論,弄得他幾夜睡不著覺(這是德沚后來告訴我的)。[21]

  寫領導罷工的共產黨人“亂搞男女關系”,并非是茅盾對革命黨人的有意丑化,而是基于他對革命的理解。尤其他在武漢時期,深切感受到“大革命時代的武漢,除了熱烈緊張的革命工作,也還有很濃厚的浪漫氣氛。”[22]《幻滅》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記錄:“一方面是緊張的革命空氣,一方面卻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煩悶……‘要戀愛’成了流行病,人們瘋狂地尋覓肉的享樂,新奇的性欲的刺戟……”[23]這些記憶不僅成為《蝕》三部曲的素材,也影響了《子夜》的創作,是茅盾早期都市文學創作的基因圖譜,也是其早期都市文學個性的充分呈現。小說對其他人物的描寫也不乏這類情節:趙伯韜生活糜爛,在她身邊圍繞著多位女性供他肆意侮弄;吳蓀甫狂躁之時強暴了家中的女傭王媽,王媽不但沒有反抗,反而十分配合,顯出一副放浪形態。屠維岳雖然被作者塑造成為一個自律、克己的人,但他與阿珍之間的曖昧關系還是很明顯的,尤其阿珍,經常不自覺地表現出越軌的舉動。作品中豐富的情色內容說明了“茅盾對此類場景近乎偏執的熱愛”[24],同時也不無真實地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的真實狀況。戰爭的威脅、經濟的動蕩、社會的失序和人們道德觀念的淡薄,都為都市男女的放縱提供了最好的條件。所以《子夜》對情色的渲染,是有真實的歷史做基礎的。

  伊格爾頓曾經睿智地指出:“通過某種創造性偽造,虛構作品可能會忠實于現實”[25],所以說《子夜》對工人運動的改寫,更為深廣地反映了1930年上海的社會現實,極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意義空間。

 

  三《子夜》作為工運小說的意義

  在文學史上,《子夜》長期以來被看作是一部工業題材或資本家題材的小說,有時又被稱為“社會剖析小說”,其中有關工人運動的內容常常被忽視,相關研究成果也不多。這樣一種“共識”遮蔽了解讀這篇小說的一個重要維度。事實上,工人運動在《子夜》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僅從篇幅來說,小說直接描寫裕華絲廠工人罷工的就有3章(第13-15章),間接描寫的有兩章——第2章寫莫干丞向吳蓀甫匯報工人第一次怠工事件,第7章寫屠維岳通過開除姚金鳳、重用薛寶珠化解第二次工潮(其實是第一次工潮的延續)。第16章描寫火柴廠工人為抗議工廠停工,找老板周仲偉談判。第9章寫五卅紀念日,抗議者在南京路上舉行飛行集會。這樣在全書19章中,直接或間接描寫工人罷工(含紀念五卅集會)的就有7章,占了小說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所以把《子夜》作為一部工運小說來分析是有客觀依據的。

  中國的工業產業開始于晚清。鴉片戰爭以后,隨著眾多屈辱條約的簽訂,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清政府為了自強圖存,也開始興辦兵工廠、開采煤礦、煉鐵等。因此,19世紀后半葉,中國就開始了現代工業生產,與之伴隨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誕生。作為一種新生力量,中國工人階級自誕生那天起,就與資本家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據統計,從 1895 年到 1913 年,近代產業工人共計罷工 143 次”[26],從 1914 年至1918年,“有人數記載的罷工斗爭共計92次”[27]。但由于當時工人階級力量相對弱小,其意義并未得到重視,所以中國文學在近代時期,有關工人題材的作品數量稀少,寫工人罷工斗爭的更為罕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將發動工人罷工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從此中國的工人運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從1922年至1925年,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峰期,從“二七”鐵路工人大罷工到五卅運動,中國工人階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爭,產生重要影響,像五卅運動,震動海內外。但文學嚴重滯后,在 1925年之前,不要說反映工人罷工的作品,就是以產業工人為題材的作品也數量稀少。在五卅運動中,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創作了部分散文,但小說一直付之闕如。直到1926年,蔣光慈出版長篇小說《少年漂泊者》,再現了“二七”大罷工的壯闊歷史,成為現代工運小說的開山之作。1928年革命文學興起以后,工運小說在數量上迅速增加,涌現出龔冰廬、陽翰笙等一批重要作家,但正如茅盾所說,這些作品都是失敗的,所以說《子夜》是工運小說史上第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說,也可以說是工運小說史上唯一成功的長篇小說,因為《子夜》之后,再沒有產生重要影響的工運小說出現。

  作為工運小說的唯一杰作,《子夜》在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前所述,在茅盾之前,寫工運小說最多、影響最大的是蔣光慈,但茅盾對他的作品提出了尖銳批評:“……蔣君所寫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總是一套;他的作品中的許多革命者只有一張面孔,——這是革命者的‘臉譜’,許多反革命者也只有一張面孔,——這是反革命者的‘臉譜’”。[28]人物的臉譜化,是茅盾批評蔣光慈的焦點,那么當他創作同類題材作品的時候,自然就會刻意避免重蹈蔣光慈的覆轍,所以他在人物塑造方面苦心經營?!蹲右埂穼巧p甫、屠維岳和瑪金形象的成功塑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吳蓀甫作為一位有民族情懷的資本家,當他與趙伯韜在經濟領域斗法時,他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民族擔當,很容易贏得讀者的同情和支持;但當他給工人減薪、逼迫屠維岳鎮壓工人罷工時,他的反動性就暴露出來了。所以說他在兩條戰線上表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價值面向,充分反映了民族資本家的兩面性;屠維岳屬于“智能型”走狗,他一方面忠實于吳蓀甫,另一方面又有著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想法,并不逢迎自己的主子;他對工人一向和善,在工人圍堵吳蓀甫汽車的時候,他阻止了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間接地保護了工人,但他對那些組織工人罷工的積極分子和共產黨人,則心狠手辣,其性格同樣具有兩面性?,斀鹗切≌f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共產黨人形象,她敢于質疑中央的戰略部署,但又絕對服從上級的安排;她對蘇倫抱有好感,所以對蘇倫的挑逗有幾份接受,但當蘇倫表現出取消派的立場時,她憤怒地痛斥他,表現出了共產黨員的堅定性。小說中這三個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除了吳蓀甫作為主角貫串全書外,屠維岳和瑪金的戲份都與罷工有關,這也說明工人運動是《子夜》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在小說占據著重要地位。

  此外,《子夜》的政治性,歷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所謂“主題先行”的“主題”就是政治理念。批評《子夜》的人,認為它沒有文學性,只是一份高級的社會文件[29];抬高《子夜》的人,依據它的“意識形態性和黨派性”及其敘事的“非個人性”,斷定它開創了一種新“范式”,其影響超過了魯迅的作品[30]。由此不難看出,貶低也罷、抬高也罷,其政治意識形態性,都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但從《子夜》對工人運動的描寫來看,它是一部“政治反思”小說。茅盾沒有像蔣光慈等人那樣,在工人運動中加入大量的政治宣傳內容和標語口號,沒有把工人和資本家簡單對立起來,相反,它通過克佐甫等人滿嘴的“公式又公式”“術語又術語”,諷刺了當時指揮罷工的中共領導人的極左教條主義:他們憑借一套權力話語,置事實于不顧,置工人的安危于不顧,強迫瑪金發動罷工,最終導致慘重后果。如果不是茅盾明確的左翼身份,憑借《子夜》對罷工領導人的諷刺性描寫,《子夜》很容易被誤解為一部政治上有問題的小說,對此瞿秋白做過解釋:“在意識上,使讀《子夜》的人都在對吳蓀甫表同情,而對那些帝國主義,軍閥混戰,共黨,罷工等破壞吳蓀甫企業者,卻都會引起憎恨……觀作者盡量描寫工人痛苦和罷工的勇敢等等,也許作者的意識不是那樣,但在讀者印象里卻不同了。我想這也許是書中的主人翁的關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的!”[31]“作者的意識”與“讀者的印象”出現明顯的背離,就源于作者對政治的反思。如果不是黨內正在清算立三路線的危害,這樣的描寫是無法被左翼文壇接受的。所以說,《子夜》不是一部政治宣傳小說,相反,它借助黨內批判立三路線的機會,對中共長期以來的極左路線進行了深入反思。事實上,自1927年開始,中共內部就不斷出現極左傾向,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曾經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巨大危害,茅盾對此頗為感觸,曾多次表達自己的困惑和不滿,而《子夜》對克佐甫等人的批評,是他長期以來對左傾路線不斷反思的結果。所以《子夜》有關工人運動的內容,只有放在一個長時段上,方能理解茅盾的良苦用心,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子夜》描寫工人運動的獨特價值。

  

  注釋

  [1]本文所用《子夜》為開明書店1951年8月第25版,該版內容與初版本一致。

  [2][3]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482—483頁,第488—489

  頁。

  [4]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59年(1970年),第334—335頁。

  [5]《中國近代工業史料》(第四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第101頁。

  [6]王秀水編輯:《上海工人運動史》,中國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1935年,第219頁。

  [7]《中央政府將撥款救濟絲業》,《梧州經濟策進會月刊》,第1卷第3期,1929年9月,第46頁。

  [8]《全滬絲廠多數停業》,《民國日報》(上海版),1930年10月2日第2張第3版。

  [9]《呼吁政府撥款救濟絲業》,《銀行周報》第14卷37號,1930年9月,第13頁。

  [10]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58—59頁。

  [11]女子工業進德會是在江蘇省議員吳彝伯幕后操縱下,絲廠女工穆志英(后成為工賊)等人成立的組織。在呈請淞滬警廳立案時因絲繭總公所的反對,沒有得到批準,故對絲繭總公所不滿,便利用工人的反抗情緒組織絲業總同盟罷工。

  [12]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2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4頁。

  [13]《絲廠又起風波》,《民國日報》(上海版),1927年7月9日第2版。

  [14][17]譚抗美主編::《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168頁,第171頁。

  [15]《上海的工資統計》,《國際勞工通訊》第5卷第8期,1938年8月,第1頁。

  [16]《已有三萬人失業》,《新聞報》1930年9月28日。

  [18]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〇年)》,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28頁。

  [19]陳修良著,姜沛南、沙尚之編:《陳修良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

  [20]徐朱琴:《金維映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85頁。

  [21]孔海珠輯錄:《近半個世紀前的訪談——憶“左聯”談茅盾》,《魯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0期,第23—24頁。

  [22]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362頁。

  [23]茅盾:《 幻滅》,《小說月報》1927年第18卷第10號,第27頁。

  [24]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3頁。

  [25](英)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3頁。

  [26][27]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1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9頁,第404頁。

  [28]茅盾:《〈地泉〉讀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 332—333頁。

  [29]藍棣之:《一份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重評〈子夜〉》,《上海文論》1989年第3期,第48頁。

  [30]汪暉:《關于〈子夜〉的幾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第81頁。

  [31]瞿秋白:《讀〈子夜〉》,《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9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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