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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作雷、易蓮媛:“群眾科學”——技術政治與相關文藝

閆作雷、易蓮媛 · 2020-10-05 · 來源:泰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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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科學”這個提法應該是現在的學者對當時科學實踐的一個概括,是指中國1950-1970年代非常另類的一種科學實踐。兩位老師就“群眾科學”在1950-70年代的發展以及相關的文藝作品展開討論,并且就這一主題在“技術政治”視野中的相關學術研究進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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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科學”的界定

  我們今天所說的“群眾科學”這個詞匯,在50到70年代的文獻上是看不到的,這個提法應該是現在的學者對當時科學實踐的一個概括,當然,這個概括很準確。

  所謂“群眾科學”是指中國1950-1970年代非常另類的一種科學實踐,與今天體制化、專業化的科學實踐完全不一樣。嚴格來說,這里的“科學”指的是“技術”,甚至是一種技能,它和我們今天理工科等學科所理解的科學不完全是一個概念。“群眾科學”主要依托群眾運動和勞動者的生產實踐經驗,與工人、農民的生活福祉密切相關,形式上是群眾運動加社會主義大協作,它不強調高精尖,而是凸顯科技服務生產實踐的實用性、提升群眾文化素質的政治性。美國學者舒喜樂有本書叫《紅色革命,綠色革命》,研究社會主義時期的科學種田問題。“群眾科學”不僅對科學種田貢獻甚大,更重要的是,它聯系著社會主義的平等政治。再比如血吸蟲病防治、地震群防群測中“群眾科學”的作用等等??傊?,“群眾科學”是一個立體網絡,它不僅需要專業科學家,更要動員群眾廣泛參與。

  1950-1970年代廣泛采用的“三結合”技術發明與革新方式,也應納入到“群眾科學”范圍內。這樣的技術發明方式試圖讓工人、農民,讓這些有生產實踐經驗的勞動者參與到技術發明創造的序列中來。“三結合”的目標之一是讓工人群眾成為“有文化的無產階級”,而不僅僅是體力勞動者。

  “群眾科學”的發展變化

  “群眾科學”在1950-1970年代有一個發展變化的歷程。建國之后,我們國家的科研體制和其他領域一樣采用了蘇聯的模式,放棄了延安時期非正規的戰時體制。但到了1957年“一五計劃”完成后,鑒于高度集中的蘇聯體制存在的問題,我們國家試圖探索一條不同的道路,1958年的“大躍進”其實就是走出一條不同道路的嘗試。“大躍進”時期涌現出很多土發明、土創造,當時叫“土辦法”,這些發明創造都是來自于生產者的一線經驗。

  到了1960年代初,蘇聯撤走專家之后,工廠管理方面,提出了和蘇聯“馬鋼憲法”針鋒相對的“鞍鋼憲法”,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讓管理者參加勞動,勞動者參加管理,改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技術領域“三結合”。所謂“三結合”,就是工廠里的技術發明和革新要有三部分人組成:技術專家(專業人才)、有實踐經驗的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工廠生產線的自動化革新也好、工業設計也好,都要求實行“三結合”這種形式。

  但“三結合”在1960年代初并沒有認真執行。工廠里主要還是靠專業技術人才、工程師來進行技術革新,工人還是體力勞動者。真正讓這種情況發生變化的,是1966-1976年這特殊的十年,這一時期很多激進的想法得到了踐行。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的道路》。這篇文章認為1966年之前工人和技術人員的關系是非常糟的,但在1966年之后,這個廠子徹底實行了工人、革命技術人員和革命干部結合的技術革新和發明方式,普通的工人參加了設計,技術人員也在第一線參加實際操作,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雙方的關系有很大改善。“文革”時期徹底踐行“三結合”,其戰略目標是重新定位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不再把主體定位為專業人才和工程師,而是定位為有生產勞動經驗的工人群眾??梢钥闯?,“群眾科學”在前三十年有一個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激進化,全面踐行的過程。

  與“群眾科學”相關的文藝作品

  與“群眾科學”相關的文藝作品其實并不少。但在1949-1966年,直接表現“群眾科學”的文藝不多,當時也沒這個概念,但從一些作品中能看到它的影子。

  比如有個電影叫《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是表現當時新農村建設的。電影講述了山西某村一伙年輕人修渠引水、建發電站改造農村的故事。這些年輕人非常有創造力,發電站發動機的葉片就是村里一個木匠發明的,在他們修渠引水和建發電站的過程中,他們既是體力勞動者,也是腦力勞動者。像這樣的作品在1966-1976年間非常多。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翻閱當時的文藝刊物《朝霞》,里面有很多這種反映“群眾科學”、“三結合”領域兩條路線斗爭的作品。

  這些作品雖然有夸張,但也讓對立兩派的觀點完全呈現了出來,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辯論和理論辯論。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作品又反映了一種真實。當時表現教育革命的電影《決裂》,表現赤腳醫生制度的《春苗》《紅雨》,這些電影特別能反映那個時代的氛圍,雖有夸大的地方,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

  技術發明與革新的

  專業化、資本化

  我們暫時離開一下新中國前30年來的脈絡,從一個更大的視野去看技術的發展歷程。技術發展史告訴我們,技術發明和革新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專業化的。在16世紀之前,所有關系國計民生、老百姓生產生活的技術發明全部是底層勞動者發明的,這些發明者是奴隸、農民、工匠或手工藝人等等。比如活字印刷術發明人畢昇,就是一個工匠。

  這種情況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發生了一點變化,但也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這個時候,近代科學已經產生了,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仍然是工人。比如瓦特革新了蒸汽機,他就是一個有生產實踐經驗的工人。一直到20世紀初,很多這樣的發明革新都是由有生產實踐經驗的工人發明的。

  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它們發現科技可以變成生產力,技術有利于國家競爭,而且工廠主也想進行技術革新,一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個方面也為了抵制工人的罷工。所以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主導技術發明和革新,主導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培養,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當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出現的時候,技術發明和革新的方式與之前依靠生產勞動經驗的方式就不一樣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技術發明與革新變得資本化和專業化了。

  雖然這個時候有很多的科學理論,但是必須將之轉化為技術才能推動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而這正是專業人才的工作。在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背景下,科技的專業化資本化的后果是科技成為資本的手段與工人相對立,資本開始自覺占有科學,資本不再需要工人的創造力。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勞動被異化了,工人被機器所奴役。

  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人越來越難以進行發明創造與革新。重大的技術發明與革新已經被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壟斷了,他們在科研機構集體攻關,這導致知識和勞動之間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即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馬克思的觀察非常準確:“所有這些以社會勞動為基礎的,所有這些對科學自然力和大量勞動產品的應用本身只表現為剝削勞動的手段,表現為占有剩余勞動的手段,因此表現為屬于資本而同勞動對立的力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的應用方式做了極大批判,但他并沒有否定科學本身,他期待一種新的科學應用方式,而這種新的科學應用方式只能在他所謂的“勞動共和國”中才能實現。

  “群眾科學”是技術的再政治化

  再回到“群眾科學”。歷史的和理論的視野會讓我們發現“群眾科學”的實行,不僅和當時經濟水平低有關系,更是內在于社會主義現代性之中。建國之后我們遭遇了社會主義的內在悖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落后地區實現的,政治理想與現實發展手段時有沖突,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比如說紅與專、理想與現實、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等等。簡單地說,就是政治信念和去政治化趨勢的矛盾。

  而“群眾科學”試圖在科技領域打破這種去政治化趨勢,要把技術再政治化,讓技術為人民服務,要超克科技理性的中立化趨勢。這一中立化趨勢和當時探索一條不同于蘇聯、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道路的實踐是相沖突的。這一科學實踐,試圖打破知識是知識者的特權,勞動是勞動者的宿命,這一現代社會以來知識和勞動的對立,為以后無產階級管理國家做準備。今天會覺得這種想法過于烏托邦,但在當時,這是切切實實的理論問題,即怎樣實現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勞動者通過掌握統計和計算來管理國家。“群眾科學”的意義,不僅僅體現于科技本身,更體現于它內含的技術政治視野,它給工人群眾帶來的新變化,它對勞動者尊嚴政治的賦予。

  “群眾科學”在新時期之后的命運

  新時期之后“群眾科學”去哪了?一般的理解,1976年是一個重要時間節點,1976年之后科學開始專業化,國家恢復高考,恢復科研體制,和現代世界接軌等等。實際上在1977-1978年,情況還比較復雜,并不是一下子就轉過去的。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被認為是“科學的春天”到了,實現了與此前科學體制的斷裂。但如果翻看《全國科學大會文件匯編》,會發現里面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說科技絕不能只靠科研機關和大學的少數人去辦,要進行科學實驗群眾運動,生產關系優先于生產力,其觀點基本還是“群眾科學”觀的延續;另一種聲音認為科技是生產力,應該專業化,以“專”來衡量“紅”。所以,全國科學大會對于科技政策并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真正的變化發生在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之后,此后,“群眾科學”消失了,“三結合”當然也被廢除了。

  對于“群眾科學”要有知識考古學的態度,要了解其內在邏輯。新時期科學專業化之后,社會上出現了所謂“民間科學”。其實,“民間科學”的前史正是“群眾科學”。“民科”的實踐基本上貫穿了50-70年代的“群眾科學”和“三結合”,也經歷過新時期初期陳景潤的故事以及全國科學大會聯合推動的科學熱。這些人在1958年被告知“卑賤者最聰明”,1968年被告知他們是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1978年被告知他們是科學的敵人和有待啟蒙的瘋子。“民科”有這樣一系列命運的變化。新時期之后的“民科”,由于沒有了結合對象和體制支持,只能由實向虛,由技術轉向純理論,構造虛無縹緲的龐大體系,使用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自創術語。“民科”的大規模涌現,一方面是受陳景潤故事的鼓舞,另一方面也與50-70年代“群眾科學”對民眾創造力的激發有關。而“民科”的這種創造熱情在新時期之后,被拒之于科學共同體之外,所以形成了非常獨特的群體。“民科”固然可笑,但他們是歷史的遺留物,是社會主義的特殊遺產,他們身上潛藏了一段社會主義的技術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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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就讀到了閆老師的文章,學習到了很多。新時期以來,“群眾科學”面臨著著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支撐這套實踐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它只能向“民科”轉化,從技術轉型到了理論。舒喜樂在她的第一本書《人民的“北京人”》中曾經提到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古人類化石的發現、發掘與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人類起源問題。在“群眾科學”最火熱的年代,大部分來自群眾的討論主要是從“勞動創造人”出發的哲學層面、思辨層面展開的。因為有專業機構和人員的參與,特別是《化石》雜志作為科普平臺,群眾有機會獲得制度化科學研究的系統性支持。進入新時期之后,群眾與專業機構之間的聯系逐漸斷裂,這些討論迅速倒向了對野人和各項神秘事物的關注,業余的愛好者也“民科”化了。

  此外,閆老師還提到了“群眾科學”的兩個結構性的困境,一個是基礎科學的創新,而另外一個是如何與外部世界的科技發明競爭。前者在當時其實并不是一個問題,因為“群眾科學”有著更豐富的內涵,我們接下來將會討論。后者牽涉到了效率問題,如果在狹義的建制化的科學層面上去衡量“群眾科學”,那可以認為在很多方面,“群眾科學”的確沒有獲得理想的成功。比如高敏對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研究就指出,20世紀50年代所采用的一系列的低技術含量的“預防”措施實際上并沒有有效遏制血吸蟲病在中國的肆虐。真正戰勝血吸蟲病的是六十年代中后期逐漸建立起來的以“赤腳醫生”為代表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它背后是整個國家在專業技術人才與財政上長期、持久的投入,以及新開發出來的副作用更低、使用更便捷的口服藥物。但按照對“群眾科學”直觀化的理解,這還算是“群眾科學”嗎?事實上,“群眾科學”并非是字面意義上理解的,完全維系于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的主體是“群眾”這樣一個單一的身份,它更關鍵的內核在于強調科學技術的政治性,即“為了誰”的問題。

  什么是“群眾科學”?

  相對于“群眾性”的科學實踐活動這個表面化的理解,“群眾科學”更深一層的含義在于將科學視為社會改造的工具。當時的“群眾科學”運動包括:農村科學實驗運動,即科學種田;漢字的檢字法跟排字法的改革;還有防治血吸蟲病;赤腳醫生運動;電子工業與運籌學的群眾運動……現在沒有人深入研究過的農業氣象學調查,在當時其實是非常大規模的?;旧厦總€村里邊都建氣象站,收集氣象資料。比如說在“文革”期間,有一本《十萬個為什么》是工農兵的教材,大家都要去學習。此外還有地震的群防群測、古人類跟古脊椎動物的發現發掘和研究。

  那么“群眾科學”具體指什么?舒喜樂自己有一個概括。當然結合她的概括,我又做了一點點調整,就是“在形式上,‘群眾科學’是指通過大規模群眾性運動組織起來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普及,而這一形式本身又包含著對科學技術主體以及性質的內在要求”。強調科學技術要為人民服務,技術專家要向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實踐經驗學習。與此同時,技術專家也需要為人民群眾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其科學素養,清除迷信觀念。它的精神內核的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致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是不是說明文藝完全要以工農兵現有的欣賞水平、價值取向為標準?當然不是,在普及的過程當中也是要提高的。如果只是以現有的品味來服務,以前那些民間的東西就可以了,為什么還需要趙樹理呢?所以,“群眾科學”是一個雙向的運動,它既意味著傳統制度化、精英化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要有人民大眾的參與,人民大眾也要在這個過程中學習提高。

  但這種學習,并不是完全吸納制度化、精英化的科學技術,而是要加以改造。這種改造的內核就是科學研究、技術創新與普遍過程中,對于政治優先性的強調和對推翻社會等級制度這一革命允諾的堅持。群眾運動內含著科學,它的目的是改造社會??茖W的目的不在于科學自身,而在于對社會平等、階級革命的允諾。

  “群眾科學”的學術再發現:

  技術政治

  為什么近些年學術界開始重視“群眾科學”的議題?這和我們所處的日益技術化的時代,以及我們對科學技術政治性的認識有關。其實“群眾科學”很早就進入到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中。“群眾科學”在中國的實踐剛展開的時候,正好中美關系開始正?;?,所以就有很多美國科學家,其中也包括一些華裔科學家,他們就來到中國,把中國“群眾科學”的進展介紹過去。這里邊最有名的一個組織叫做“科學為人民”。

  美國70年代時,他們主要反對什么呢?在當時的美國學術界,生物學界很流行生物社會學、進化心理學,用生物界、自然界的一些東西來解釋人類社會,實際上是為現有的、不平等的階級、種族與性別關系做辯護。西方的那些進步的科學家,他們對于現有的政治解決方案很失望,所以就把理想寄托到當時的社會主義中國上面來。當時美國國內的反戰、民權運動的主體包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科學家和工程師,也包括在校學生和社會活動家。他們反對傳統的技術中立觀念,認為科學技術有固有的政治屬性,認為進化心理學、生物社會學在意識形態上與霸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相關。因此他們一方面在學術上與這些思想作斗爭,希望科學研究向著有利于社會平等的方向發展,另外一方面他們希望改變美國科學局限于實驗室高度專業化與人民大眾相隔離的現狀。

  當然“文革”結束之后,美國學術界發現中國對“群眾科學”的評價有了一個逆轉。他們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地建構起來一種失敗的敘事。但是最近十幾年學術界對“群眾科學”的意義經歷了一次重新發現。這次重新發現的主要背景,一方面是中國的發展本身促使學者重新去思考我們以前社會主義實踐的意義,當然還有另外一方面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脈絡。盡管之前例如“科學為人民”運動,它所代表的激進的政治路徑在實踐當中的影響力不復以往了。但是革命年代的遺產改變了有關“科學中立”的認識,引導研究者去思考看似普適性的科學觀念與技術創新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從那個時候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學的研究重點之一就是思考專業知識和權威的社會性,追問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及辨識知識生產和社會的政治面向。這套思想可以借用政治學家Langdon Winner的描述,即“技術政治”:“這里的政治不是指國家政治生活范圍之內的這種狹義的政治,而是人類交往中的權利跟權威的安排,以及在這些安排中發生可能的廣義政治,相應的技術政治關注的是大范圍的系統性的技術趨勢,技術和社會條件和社會對技術的反應,以及人類對于技術手段的適應方式”。他反對技術中立論,認為技術中立性的存在本身包含了特定的政治關系。不過對有些技術來說,這種政治關系是內在且固有的,而對于另外一些技術則是某種社會關系。制度的安排和設計的使用之下,更加有利于某種社會關系。

  Winner舉的例子比較容易理解:比如說很多支持者都認為相對于大型的發電站和化石燃料,太陽能發電也許更加適用于去中心的、平等化的使用結構,可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可能會導致這種平等的社會關系,而只是它更適宜這種社會關系。

  在Winner的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中,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技術內在固有的政治性。20世紀40年代末,加州大學發明了一種機器,叫自動番茄收割機。這種機器相對于手工去采摘番茄的成本和效率都很具優勢,但是這臺機器的價格很貴,要5萬美元,只有大型的番茄農場才有能力購買,中小農戶在技術升級的過程當中就被淘汰了。這種機器使用的結果是番茄種植業進入了高度集中化、壟斷化的階段,行業的社會關系也被重組了。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番茄產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番茄種植者的數量只有20世紀60年代初的1/7了。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在線性的進步論中,它會被表述成勞動生產率大幅度的提高。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并不能簡單地認為農業發展水平提高了。因為要適應機器采摘的需要,所以原來那種比較軟的、口感更好的番茄品種就被淘汰了,換成了一種更硬的,吃起來沒有那么好吃的番茄品種。

  但是對于技術內在固有的政治性的強調,并不能視為是技術決定論的另外一種形態。行業的高度集中化并不是自動番茄收割機的必然結果,兩者之間其實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科學知識、技術和企業利益在已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下彼此強化。Winner提到在番茄收割機發明出來之后,加州的那些中小型番茄種植者們也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是中立的。但美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結構認為這些中小型番茄生產者提出來的要求是無理的,技術就是中立的。這跟我們今天的困境有一點點相似,特別是在我們今天這個時候,中美在互聯網領域的沖突日益明顯,又重提互聯網中立論。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好,但實際上它是在協助現有的互聯網巨頭的壟斷。我們對這種壟斷的結果感觸頗深。大公司的平臺天然就是壟斷的,在政治經濟結構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它就會產生毀滅性的影響。

  總之在技術政治的視野當中,技術的發明和使用就是一個政治過程,是社會權利斗爭的核心地帶。他關心科學發展、技術創新的推廣和社會的關系,也關心這些由社會所塑造的科學技術如何反過來構成我們今天社會的權力跟結構,又帶來哪些新的變化。

  基于此,技術中立論本身就可以理解為技術政治的一種表現,精英化、專業化、建制化的科學技術正是通過將自己展示為中立領域,去掩蓋社會的權利和權威的運作。“群眾科學”在歷史上的那些實踐,恰恰就把這些被掩蓋的東西打開了。也是因為這個,最近十幾二十年,“群眾科學”問題重新被學術界所關注。

  所以,重新回到閆老師提到的“群眾科學”的兩個結構性困境上去,我們會看到,大規模的群眾參與只是它的表象,更深層更關鍵的問題:一個是科學技術的目的,即“為了誰”的問題;另一個是科學技術對社會平等、社會改造的允諾,即賦予人民群眾真正的主體性,這也延續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首先,簡單看,制度化、建制化的科學可能“效率”會更高——這里暫時不談基礎科學的進步問題,因為基礎科學好像已經快100年沒有什么真正的突破了——但是這種“高效”的結果是什么呢?在番茄收割機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提高的僅僅是收割番茄的效率,但是中小型種植者破產出局了,而且原來好吃的番茄也沒了。新的品種只適合現代食品工業的深加工,做成番茄醬等。也許可以創造更高的利潤,但是對人民群眾的健康也更不利了。再回到50-70年代的“群眾科學”,血吸蟲病防治運動,大規模下放到農村的醫生和專業人士,以及新開發的治療藥物,的確是運動取得勝利的關鍵。但也只有在“科學技術為人民大眾服務”,在對技術政治性的充分認識的前提之下,經濟上無利可圖的“下放”和血吸蟲病藥物開發才被置于很高的優先級。同樣,青蒿素的發明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即亞非拉人民的健康而不是利潤才是首位。

  其次,“群眾科學”的政治性在于它要求人民群眾參與,但并不是將科學技術劃入一個更高級的領域,人民群眾參與后地位就提高了、就和專業人士平等了,并不是這樣。而是這個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在受到一定訓練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它不再是一個特權領域,不再是一個封建行會式的組織,不需要個體通過積累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才能進入。而且任何知識、經驗都被平等地重視,也就是所謂的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已經被制度化科學研究排除在外的、來自普通人實踐的知識又被重視。所以,被四級農科網組織起來的農民才可以發現水稻的雄性不育株,為雜交水稻做出貢獻。

  王洪喆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群眾科學”是“早產的后現代”。美國1968年之后,在消費級計算機領域中出現的創新與中國的“群眾科學”是同構的,但是很快被新自由主義收編。中國早在邊區時期就已經全面實行了。但新時期以來,科學的超越性又被強調了,價值等級重新建立起來了,數學、理論物理,因為離實踐最遠,成為所謂“科學皇冠上的明珠”。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民科”出現了,他們將科學視為社會上升的方式。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到,“民科”基本上都出現在數學和理論物理領域,動不動就要推翻相對論。所以說,“民科”是新時期科學觀和社會結構有意塑造的結果,是“群眾科學”的反面。這正是拋棄“群眾科學”最重要的政治性內核的結果。

  也正是因為以上的原因,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群眾科學”還有它的生命力。至少,我們可以在B站等視頻平臺上看到活躍的參與者,在“精準扶貧”中看到技術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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