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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發 | 寫給曲婉婷的信: 從頭再來,方能地久天長

肖恭仁 · 2020-09-26 · 來源:一顆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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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改革春風吹滿地,國企是改革的重心。不過,歷史的趣味性就在于,它總是將畸形的繁榮作為覆滅的起點。這可不是什么神秘魔法,它背后是非常順理成章的:公有制單位積累的物質-制度存量,在私有化浪潮初起的時候,它們當然具備某種“比較優勢”,不過也必然會在存量殆盡之后慘淡退場,為前來收割的壟斷資本織好嫁衣。

  【作者的話】

  婉婷姐:

  你好!

  雖素未通問,然時在念中,今冒昧致書。

  我是一個下崗工人的子弟,以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是。

  我是你的歌迷,以前是,現在不是,將來可能是。

  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有一段時間,街頭巷尾都晝夜循環地播放一首歌曲。詞曲鏗鏘有力,歌者聲線淳厚,可謂過耳不忘。我曾隨口哼唱街上聽來的曲調,卻遭到家長喝止,年幼的我,彼時尚不能理解,為什么大人們都不太喜歡這首《從頭再來》?

  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在冰城的另一個家庭中,溫暖的親情哺育著初生的蓓蕾。多年后,這里走出了一位才華橫溢的歌者,并創作出另一首在街巷傳唱的名曲。我和朋友們第一次聽到《我的歌聲里》,就為之折服,“歌手可是咱老鄉啊,支持一下”,“跟咱歲數差不多,看人家多出息、多帶勁”,“人家父母有本事啊,哪像咱,下崗之家百事哀”。而誰又能想到,粉絲與偶像之間,竟埋藏著更深的因果!(這個真的是“因果”,而不止是“相關”)

  你不必太緊張,我倒是不在令堂涉案的那些家庭之中,今天更無意反芻自家下崗之后的遭遇,有關故事最近已經流傳很多了。相反,在這封信中,我將首先幫助婉婷姐進行最大限度的辯護,隨后進行歷史知識的科普,最后給咱老姐提出擺脫困境的建議。順便提一句,鑒于我的寫作幾次被悲情的記憶所打斷,所以姐,你也可以分為幾次讀完,但請一定要確保沒有遺漏信息。畢竟,等我們這幫“工二代”都老去了,就沒人能講清楚這些有趣的冷知識了。

  對于令堂的案子,我相信你在理智層面完全可以理解前因后果,但在經驗和感觸的層面,就是單純地不能接受:“我那習以為常的生活,怎會是災難與罪惡的產物?”,“我母親對我的愛,不是和天下父母都一樣么?為何原罪偏偏降臨在我的頭上?”……精神分析學將這種情態稱為“「否認」(Deinal) (Verleugnung) ”,即“知道,但不相信”:“我理智上很清楚這種可能性,但情緒中無法接納”,或表現為“就算知道這些,也不知道該怎樣面對,所以我寧愿佯裝不知”……事實上,當年下崗的工人接到“買斷工齡”的通知時,也無法切實想象未來生活的劇變:缺乏具體可感的經驗,人類很難預先體會災難,哪怕我們對即將爆發的總體危機心知肚明。就像馬路上突然看到車子撞來,很多人會呆愣住,不能閃躲。雖然網絡上口誅筆伐不絕于耳,但我依然相信,問題根源不是你們母女的天性比他人墮落,而是你們從未有機會換一種生活環境,去反思之前的“常識”。

  總論|歷史唯物論的展演

  在嚴重撕裂的中國當代社會,“東北衰落”似乎成為所剩無多幾個的“共識”之一。以至于每當唱衰東北的文章出現時,大眾都能自覺地統一戰線,用或憂心或嘲諷的言語,去保衛那個早已發生(而且據說會繼續推進)的“偉大改革”之正當性,而這不啻是當代意識形態的壓艙石。只是在在最近一年來,這塊壓艙石卻出現了松動,隨著發達地區經濟表現欠佳,外地投資者在東北屢屢引發福利、勞資、環境等糾紛,許多東北人開始意識到“投資不過山海關”、“東北改革遲緩”等話語存有疑竇。一些網絡平臺上,慢慢出現了指責發達地區“人權水平低”、“內卷嚴重”、“吸內地人血汗”等反擊話語,甚至有大V揣測,在輿論上貶損東北,是為了方便外地資本低價收割優質生產資料。筆者認為,這些反擊話語對于破除地域歧視具有積極作用,但科學性欠佳:一方面,存在陷入“族群身份政治”泥潭的風險,因為“比爛互噴”而消解了對進步價值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更隱蔽的危險,即看似對抗的兩方事實上共享了某些錯誤前提(比如“唯生產力論”、“增長主義”、“改革必然獲利”等等),沒有一方能夠反思這些前提,進而不能從根本上超越眼前的矛盾。

  在如此基調之下,許多關心東北的人士急不可待地問:“東北咋整?”

  若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回答“東北,是咋整成現在這樣的?”

  對于后面這個問題,常見的闡釋大致可分為三個學說:(1)要素稟賦學說(2)路徑依賴學說(3)人種“本質主義”學說。學說(1)強調東北經濟活動在原材料、勞力、市場三個方面均具備劣勢——氣候苦寒造成物產匱乏、人口稀疏造成勞力價高、地理偏遠而無法企及市場。學說(2)強調東北沒能積極向市場經濟轉型,依賴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體制,不合時宜、積重難返。學說(3)通常不會得到學術界的支持,但卻在近年的網絡輿情中逐步成形,這種立場強調:東北人在長期負面的自然與社會環境影響下,人性已然普遍發生“變異”,不能適應現代世界,成為了可悲的“棄民”與“禍水”。

  學說(1)運用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最庸俗的套路,即截取特定時空截面的指標,用今日的標準去判斷好壞,進而對縱向的時空歷時過程做出評判。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的經濟活動,在他們這里都是那幾個固定變量的調節游戲,這種立場可謂“經濟學界的輝格史觀”。學說(2)對經濟活動的歷史性有較好把握,意識到在不同生產關系之下,對生產力要素的評判需要采取不同標準。本文將把論述重點,放在與這一學派的論戰之上。此處可以預告:我們的起點雖與他們相同,但發現卻截然相反:歷史中的東北,恰恰是因為率先改革,而加速了衰落。最為荒謬的是學說(3),這種理論與其說是探索成因,不如說是“因刑定罪”:窮生奸計是東北人,居安忘危也是東北人;粗暴魯直是東北人,關系復雜也是東北人......在這一組組自相矛盾的指涉背后,事實上包含著嚴肅的物質-精神再生產過程,對它的批判將由本系列的其它文章來完成。

  今天,“公平與效率不兼得”、“管理與勞務相分離”或者“企業家精神”等許多被視為“自然之理”的東西,其實只是近四十年來本土資本主義發展特有的歷史現象??上?,許多庸俗學者一定要逼迫這些現象去扮演貫穿歷史的“神筆馬良”,去勾畫前人的腦瓜,哪怕彼時尚不存在支撐這些現象的“現代企業制度”或“統一的自由市場”。更進一步地,本來是由人所逐步推動的市場化改革,被他們神化為某種一夜落成的“命數”。那些今天掌握了優勢的人群和地域,乃是由于某種天賦,提前獲悉了關于市場拜物教的“天啟”,從而不由分說地收獲了的勝利。

  不同于上述種種神話故事,本文主要借鑒了“歷史唯物論”方法。筆者認為,這一方法的秘辛不在于老生常談的“物質基礎-上層建筑”構型(更不是“生產力決定一切”的粗暴篡改),而在于走出形而上學“超越歷史”的沖動,坦誠面對各種“觀念”的演化背景和歷史限度。很多看似恒久不變的話題(諸如“效率”、“供需”乃至“人性”、“權力規訓”)僅僅是在分類學意義上 “恒久不變”的。它們的實際所指早已被多次改寫。而改寫事物的力量,通常來源于那個時代差別于其它時代的內容,而非各時代所共有的表象。但因為這些要素往往隨著新秩序的確立便和舊內容一起消亡(或者被收編到新秩序內部,看似“恒久不變”了),從而顯得“如露亦如電”,被學術工匠們熟視無睹。

  今天,我們打算將那些“深藏功名”的幽靈一個個再請出來,像湘西趕尸那樣,排起隊列表演節目。

  前史 | 更加現代的“前現代”

  許多讀者會經常被下列概念攪得頭暈: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國營企業……啊還有一個更萬能的“單位”。今天的人辨清這些概念,將有重要的歷史作用——當然,把些概念搞混淆也具有歷史作用,君不見整日將“明確產權”掛在嘴邊的學者們,反而極少提及以前的企業究竟是怎樣的產權歸屬。

  方便起見,我們不妨結合1954、1975兩版本的憲法,對上述概念進行初步歸納:

  這張表格是純粹的經濟學整理。但事實上,公有制絕不僅僅是辦企業的問題,它要構建的是“生產決定生活”的新范式,因此會出現一個比“企業”更加寬泛的概念——單位。

  研究表明,“單位”制度至少有兩大來源:(A)國民政府的國有企業,作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壟斷部門(常識:國有企業早已有之,“國有”不必然意味著社會主義),就已經出現了“企業辦福利”的現象[1]。(B)中共geming政權從30年代“合作社+供給制”向40年代“典型單位制”的轉型,特別是在工人階'級政權開始治理大型工業城市(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的時候[2]:

  這次變革更深層次的歷史意義在于,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垂直統治”,加強了橫向社會組織的作用。在這一體制下,政府面對的不再是渙散無力的“老百姓”,而是通過以企事業單位為核心的“單位/團體/協會” 群眾組織。即使是失業貧民也不再被含混地稱為“窮人”,而是被納入到單位制下“生產-福利”一體化的進程中,轉而以“勞動者”的身份成為國家主人。后來,城市雖然恢復了“街居制”,但以企事業機構為核心的“單位”卻始終居于城市的“中心地位”,而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則屬于“剩余體制”。例如,在很多大型工業城市的記憶中,治安案件幾乎完全集中在廠屬公安局,而市屬公安機關往往只負責居民生活服務。直至世紀之交,橫向的社會組織隨著單位制解體而逐步沒落,面向基層的垂直治理再次落回街道居委,僅剩的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也被逐步納回垂直管理系統。

  垂直管理其實成本很高。圖片來源:網絡

  根據馬'列主義的“國家消亡論”,國家機器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僅僅是過渡性工具,無產階.級最終要致力于國家的消亡。這樣的原則并非空中樓閣:在資產的權屬方面,“國家所有”和“國家經營”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況——決定性的資產屬于人民,國家只在全民委托下行使經營權。說得好輕巧,難點卻不?。壕烤乖鯓拥闹贫瓤梢月鋵?ldquo;全民所有”而避免“國家操縱”呢?全體人民將如何支配屬于自己的財產呢?

  答案當然是民'主——在作為政權細胞的“單位”里,實行民'主。

  現在的人們似乎對一個民'主制度的誕生過程沒有任何實感,甚至連想象能力都瀕臨枯竭,人們寧愿相信那是某些“精英賢達”或“社會良心”在頭腦中構建出來的“藍圖”??上v史的真貌是:企業民'主管理制度,是工人們 “摸著石頭”搞出來的。幸運的是,他們身在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機器中,這臺機器自然會全力聽從他們的驅遣,并以制度的方式使有關嘗試得到合法性確認——那確是一臺有產出能力的機器,而不是攔路尋租的怪物。

  需要提前交代的背景,是建國前企業內部的權力結構。早先,我們在根據地學習蘇聯的“三人團”(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制度,構成了某種“三權分立”。其中,廠長負責方案計劃和運營管理,黨委書記負責貫徹上級對生產的要求和政治工作,工會主席負責職工權益。1943年后,為了解決“各自為政”的弊病,陜甘寧邊區的企業率先借鑒了革命軍隊中的“三大民'主”,將“三人團”擴大為“工廠管理委員會”進行集體決議,委員會納入了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一線工人,并要一線工人占有50%的席位。[3]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輪從“三分立”到“三結合”的辯證運動:權力分立是民'主開展的必要起點,但民'主的兌現意味著完成“同一”的事業。畢竟,工廠的生產過程只有一個嘛~(吐槽:信奉安那其主義的朋友們天生能夠理解分立,但遇到同一就畏葸不前,原因是他們長期生活在流通和消費部類,沒有機會考察可供自由選擇搭配的商品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我之前說“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夠確切,機靈的工人階.級,其實是玩了一招“順坡下驢”。這集中體現在建國初期,響應“恢復國民經濟”和“生產競賽”運動的過程中。國家機器的元政策,主要是“改進生產力”以恢復經濟秩序,畢竟民國末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并不會因為聽了新中國上的宣言而乖乖走開。然而,工人階.級利用運動的機會和政黨的組織機器,完成了更多內容:(1)清算了盤踞在企業中的舊社會“把頭”、“包工頭”,這些滯后于時代的勢力即刻被成長起來的新工人頂替了位子,使得民'主管理勢在必行。(2)工廠里的白領職員、技術員在解放前是瞧不起工人的,且不論這種隔閡在倫理上的問題,單從生產效率的提高角度看,也是一股阻礙力量。以生產競賽為契機,工會和管理委員頻繁組織不同類型職工之間的聯誼、學習交流,特別是圍繞具體的工藝革新、核算定量、管理流程改進,不同工種每每都能碰撞出火花。在當時,參與勞動競賽的主體,是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班組”,班組成員群策群力,涌現出一系列全國知名的模范班組——趙國有、馬恒昌、郝建秀……

  本節故事最高潮的部分,當然是“鞍鋼憲法”的問世。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確立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的組織架構(后來改制產生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度,被稱為“新三會”)。其中,“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力比之前的“管理委員會”更加擴大——可以提名、選舉廠長,參與到生產計劃的制定等重大決策。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

  關于聲名遠播的“鞍鋼憲法”,有三個問題需要澄清:

  (1)這套制度并非“無根之木”,一個直接原因是鞍山鋼鐵公司(全國援建的第一大鋼鐵聯合企業)在1959年初出現了產量的意外下降,隨后鞍鋼綜合運用建國十年以來的各類民'主管理經驗扭轉了局面,引起了中央調查小組的興趣,從而形成了同年7月毛澤東看到的報告。當然,在更大的背景上,中蘇分歧導致的自力更生,也迫使了這一進程的加速。

  (2)“群眾”主要是相對于“干部”的概念,并不是缺乏專業知識的“外行”,而是長期在一線班組中改良工藝、研討學習的工人+技術人員。今天很多文藝作品喜歡塑造某種“群氓”景觀,甚至成為了那個年代的定妝照,這是精英主義的反智(是的,精英主義是最大的反智主義流派)。此外,群眾技術革命也絕不是脫離科學的異想天開。當時主要的技術革命在三個方面都取得了切實的成效:改善勞動條件、改良工具效率、對國外設備從簡單檢修轉向學習制造[3]。

  (3)提出“政治掛帥”的目的,除了是為反對“技術掛帥”或“唯生產力論”,還有一項是“反對行政化”。這對于今天的人來說是一個極難理解的事情——思想政治工作難道不是由行政系統包辦么?甚至對于今天的人來說,“政治掛帥”和“行政化”完全就是同義詞。這又是一則用當代現象裹挾歷史的例證:在當時,政治掛帥恰恰是為群眾技術革命配套的意識形態。彼時大部分的政治學習,是由各車間、班組牽頭的。對政治材料的解讀,事實上繞開了行政系統,使得意識形態的闡釋權更加扁平化。“政治掛帥”這個概念,就是由基層職工,而非上級提出的。一個旁證是,鞍鋼的黨委會,是直到1959年群眾技術革命的高潮階段,作為獨立于行政系統的主體才正式成立的。在此前“一長制”的條件下,管理系統直接下達生產指令,不需要經過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檢驗,這種表面的“無政治”事實上造成了工廠權力中心化的“極權政治”。而當全體職工都掌握“用政治標準(而非上級指令)評價技術”的準則時,工廠權力的分散才成為可能。如果類比政治體制,鞍鋼實踐確實具備了某種“憲政”的色彩。

  總結本節內容,我們不難發現:與今人對那個年代“吃苦蠻干”的刻板印象不同,真實歷史中,工人階.級能夠自發地從“加大勞動投入”轉向“革新生產技術和管理組織”。這背后的機制也很簡單——工人自己決定勞動方式,當然就不會選擇用“蠻干”來傷害自己。一個旁證是,在沈陽市勞動模范紀念館(位于市府大路411號)的陳列中,70年代及以前的勞動模范多為“技術革新能手”(反而在80年代之后,而因工作致傷殘、殉職而被追認的情況多了起來)。

  還有更重要的,是對“民'主”的理解,我們看到每次民'主管理的進展,都伴隨著矛盾化解、增產提效、改善待遇等具體議題,可以說“沒有赤身裸體的民'主”?;蛘呖梢赃@樣理解:民'主只能夠在具體議題中將自己實現,為了開展民'主而進行的權力架構僅僅是它自身運動的起點,就像你不能指著物理實驗室中的擺球說“這東西就是機械能本身”。

  變異 | 一江春水向低流

  80年代,改革春風吹滿地,國企是改革的重心。不過,歷史的趣味性就在于,它總是將畸形的繁榮作為覆滅的起點。這可不是什么神秘魔法,它背后是非常順理成章的:公有制單位積累的物質-制度存量,在私有化浪潮初起的時候,它們當然具備某種“比較優勢”,不過也必然會在存量殆盡之后慘淡退場,為前來收割的壟斷資本織好嫁衣。

  進入改革主線之前,我們先看一個在今天被渲染成玫瑰色的話題:羨煞旁人的單位福利。最令很多職工懷念的,可能不是上文提到的企業民'主制度,而是直接作用在身體上的“高福利”。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80年代以前關于企業的討論中,福利待遇是一個比較邊緣化的問題——職工治廠,企業保證福利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另一個背景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趕超戰略”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將產品更多地投入再生產領域,同時節制消費領域的投入,這就使得彼時的國企會帶頭限制福利待遇。但即便如此,在職工民'主管理的保障下,那個年代的職工福利也是今天的社畜們望塵莫及的。

  一切在80年代發生了變化,單位的福利普遍大幅提高:(1)物質供應方面,節假日津貼、補助物資頻次增多。(2)人事安排方面,原本僅適用于傷殘職工的“子女頂班”制度開始推廣,后因造成舞弊牟利、生產隊伍人員素質下降而在1983年被叫停[5]。

  來源見[4]

  這種從天而降的“餡餅”,事實上是另一項更觸及本質的改革——返回“一長制”,所帶來的副產物。從權力組織形式上看,仿佛是回到60年代之前的一長制,但這種形式所對應的決定性內容,事實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動機——從對本廠生產指標負責,到對市場經濟營利的負責。政策表述為“放權讓利”,主語是國家,賓語是廠長的。“國退”是做到了,“進”上來的是什么“民”?反正沒有勞動者。

  1984年5月15日,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宣布,要逐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當年5月18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認真搞好國營工業企業領導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以及附件《國營工業企業法(草案)》發出,要求在企業整頓中驗收合格、領導班子得力、生產情況正常的國營大中型骨干企業中進行廠長負責制改革試點工作。

  55位廠長聯名致信省委書記:請給我們松綁圖片來源:人民網

  1984年傳媒、文藝界開始宣揚“廠長負責制”、“專家治廠”等觀念圖片來源:Bilibili

  對于這個話題,我是反對“陰謀論”的(我是持有“共謀論”)。喬廠長們在上任后并不一定是懷有復仇心態去對付職代會、工會——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盡快拉著企業進入世界市場,在新的游戲規則中形成收益(當然他們個人的收益會更多,這是對“企業家精神”的回饋嘛)。作為“獨裁”的合法性來源,職工待遇的無原則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數年前那場尋求社會扁平化的拉鋸戰已經幻滅,職工們還有更好的選擇么?一個能讓自己福利提高的新游戲規則,哪怕不是自己做主,也已經是最不壞的選擇了。更有趣的是,在一長制確立后不久的1986年,“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被正式的法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所框定,雖然不再享有最高決策權,但是作為一個籃子,職代會貌似是被永久地妥當安放了。

  喬廠長們上任后的政績,自然是在幾個方面“勇開風氣”:

  (1)面向市場供需自主制定生產計劃

  (2)用于研發、折舊、再生產的基金大幅縮減,產品更多流向生活消費領域。很多工廠將原本用于勞保福利的防護具、鹽汽水等邊緣物資打造成“拳頭產品”,在許多工業城市,構成了80后們的童年記憶。

  (3)根據市場供需進行投資。直到今天,武鋼老職工還對廠長在80年代“科學前瞻,乾綱獨斷”,投資澳洲礦山而“扭盈為虧”的英勇事跡記憶猶新。

  不過,這些改革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上也因為違背人性而處處遭遇阻力,這樣的拉鋸進一步損耗了企業的生產能力。

  當然,“人性”這個東西,無非是社會塑造的效果。職工的人性被違拗了,某些人的人性或許就舒展了——民'主監督的廢弛,也進一步為物資倒賣、任人唯親提供了溫床。反映在地理空間上,表現為內地(東北最典型)工礦企業的無償調撥物資,抵達沿海地區之后被按照市場價拋售,收益盡入“倒爺”囊中。這樣一種利用“雙軌制”的獨特的原始積累方法,譜寫了東南企業家們的《大江大河》。而在哈爾濱鐵路局職工的記憶里,只有一曲“二十節車皮的鋼鐵木材,從浙江換回三車廂牙刷鞋墊”的《河'殤》?;蚴俏錆h交電五金公司經理,通過倒賣工件在80年代就交易百萬元的《長江之歌》。

  還應該給東北的父老辯個屈:很多人說東北改開以來的衰落是“思維僵化,改革遲緩”所致。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東北在改開歷史上恰恰是“勇開風氣之先”。“老大哥”遼寧省最有代表性:

  來源:《遼寧省志·大事記》

  今天,當我們查閱這些通過改革而績效大幅改善的企業時,當我們希望論證“改革必然帶來紅利”的時候,卻失望地看到一連串“破產重組”或“查無此廠”。這是一則神奇的悖論:拖延改革死路一條,積極改革死得更快。何也?因為您這塊恰恰是原始積累的來源——宰牲場里的豬會因為主動出欄而逃離餐桌么?

  讓我們再一次梳理本節的邏輯,在上世紀后半葉,一個國家想從其它所有制轉入資本主義,需要幾項必要條件:(1)建立起全國統一、連接世界的市場(2)勞動力商品化(可標價),可流動(3)生產資料私有化。否則無法完成勞動力大軍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勞動力進而無法被商品化流通(4)對既有的非商品物資(公有制企業的工農業產品)進行商品化,這個過程成為了企業家原始積累的主要途徑。

  在上述背景中,以下選擇是必然的——只要踏出一步,后面的路徑就會連帶贈送:

  (1)企業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為最終壟斷生產資料(即“改制”)提供條件

  (2)單個企業為了在競爭中最快獲利,將產品更多地投向市場,更少地投入再生產基金,技術革新幾乎停滯(這里還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旁證:http://www.dacankao.com/thread-100860-1-1.html)

  (3)地方市場開啟初期,流通領域經濟繁榮,人民消費物資空前增長

  (4)地方市場飽和后,本地企業無力通過產品升級而擴大市場,進而陷入虧損。(除了國企,類似命運也出現在風光一時的鄉鎮企業中)

  (5)上一輪市場繁榮造成流通貨幣增多,此刻遠多于實物價值,價格信號失靈,引發高通脹(價格闖關)和社會動亂

  (6)收拾上述局面,此時唯有仰仗具備更強生產能力的國內外壟斷資本入場,收購、改組或者清理舊企業,通過全新的產品再造市場

  通過物資變現完成“原始積累”的本土小資本,和通過吞食并購完成“產業鏈整合”的國內外壟斷性資本,在地理空間上不會“均勻落地”。相反,會前往成本洼地(所謂“投資營商環境好”的地方)。除了海運便利之外,勞動力也是重要的成本之一(即馬克思所謂“可變資本”)。高度組織化、被福利充分覆蓋的重工業城市,競爭力自然是遠不如剛剛打開農村人口流入(甚至是跨省流入)閥門的東南沿海地區。進而產生了特定地區發生特定的繁榮或衰落。此中的獲益者便可能進一步追溯某種“地域文化差異”、“自然環境差異”而在意識形態中鞏固獲利的“本應如此,理所應當”,畢竟以他們的智識,只能完成那種層次的分析。

  解體 | 水到渠成的洗牌

  簡單說,上一節的(6)就是本節。

  還是先細節開始吧,關于“奉獻精神”的宣傳問題。筆者所訪談過的老工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回憶起這樣一個現象:今人普遍認為是建國以來的宣傳信條“奉獻精神”,其實是在改制之后才頻繁出現的。到了90年代改制前夕,“奉獻”幾乎成了宣傳中頭等重要的優秀品質,它可以被進一步表述為“分享艱難”、“共克時艱”、“我不下崗誰下崗”等等。

  “六七十年代沒有必要談奉獻啊,勞動成果歸自己,大家生產積極性本來就很高……特別是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工人們都憋著一股氣,我們在車間里經常主動加班,領導勸我們下班休息,我們都不聽……工作日加班,是為了提前、超額完成國家的生產指標。到了周末,大家還要求加班,不過是為了搞本廠的福利設施,學校、醫院、禮堂,建成了我們就可以免費享有。給全廠搞建設是一種榮譽,大家都搶著去,不是黨員、積極分子都沒資格加周末班……今天哪里會主動搶著加班?這個感覺你們體會不了。”來自包頭鋼鐵公司(王小帥電影《地久天長》原型)老職工提供的段回憶,真應該抄送給“希望員工自愿996”的雷總。

  繼90年代依次登場的“三角債”、產能過剩等危機之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國際需求的削弱,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2001的“三年攻堅”毫不意外地登場,我們的家庭毫不意外地發生了劇變……這里面有個問題,就是2001年之后的國企改革,往往被人們忽視。這個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進程,竟成為了“燈下黑”而被輿論忽略。我想,應該把1998年之后的故事串起來講:用文件詞匯來形容,第一階段是“放小”(下崗),第二階段是“抓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階段是“做大做強”(三去一降一補)。

  第一階段,“三年攻堅”階段的主要操作對象是國有中小企業。因為這些企業波及各行各業數千萬人口,所以有關故事最為人所熟知:(1)“減員增效”乃至全體下崗。馬克思、考茨基、斯威齊乃至凱恩斯等學者已經反復論證,資本-市場經濟的永恒困局,就是生產部類長期大于消費部類。周期性地破壞生產力而形成“待業蓄水池”,是為市場續命的必須手段。當然,下圖所示的模型所沒能講出的,是在90年代的中國市場中,國企職工只有C、E路徑,而D路徑是準備給農村流入城鎮勞動力的(當然他們有著另一首并不愉快的史詩)——在超半數勞動力失業的城市中,“做點小生意過渡一下”、“去新興發達地區打工”只不過是今人“何不食肉糜”的餿主意。相反,今天有一些“你們真沒種,怎么不抗爭”的風涼話,還真的不乏現實(參考:https://mp.weixin.qq.com/s/XT5bpdk5BZ8xrkLiVdw4kA)。

  來源見[6]

  (2)股份制改革。職工們也曾嘗試用積蓄重新購買一遍本來就屬于自己的企業,然而微薄的工資(職工主要生活來源是物質福利,貨幣儲備極少)根本無法與積累了近20年的廠長、經理、收購方相提并論。順便提一句,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確定了“國有”和“全民所有”為同義概念,“國營”概念退出人們的生活用語。是啊,今時今刻,區分這些概念還有什么必要呢?

  第二階段(2002-2012)的改革對象是大型國有企業,主要操作是“混和所有制改革”。2002年十六大提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繼續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積極引入競爭機制。”。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現代企業制度提出更明確的要求,即“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最經典的要數落馬“老虎”王珉在吉林省推行的“蘇南模式”,故事的高潮發生在2009年。故事的主角——慈祥敦厚的吳敬堂老人,在今年初離開了他深愛的世界(參考: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32718275083075)。

  第三階段(2013至今)的改革是圍繞超大型國有企業,這一次是強化其作為壟斷性資本的國際競爭力,核心操作是“三去一降一補”。進一步甩干凈包袱,成為吸納民間資本的平臺。特別是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比較優勢”——高精尖工程項目,如今在“軍民融合”的政策背景下,成為了拉動東北制造業發展的新引擎。如果了解19世紀末以來的世界歷史大事,就會察覺其中沒有任何新鮮的內容。就連一些人幻想這是向計劃經濟時代 “回歸”的蠢萌言論,也在歷史上數見不鮮。

  結語

  最末的章節,筆者將再次補充闡明我們的方法和結論。

  既然要“歷史地”分析問題,就必須面對“如何為歷史分期”的問題。經濟學領域常見的分期方法主要是兩類:(1)從市場視角出發,根據經濟指標的數量進行分段(例如依據增速分段)。(2)從政府視角出發,根據不同政策調節的周期進行分段。方法(1)的困境在于,不能很好地進行同類要素的質性差異,譬如將公有制企業職工和勞務派遣工統統識別為“勞動力”,將承擔綜合功能的“單位”和只包含經濟訴求的“企業”混為一談。這種圍繞生產要素“仨瓜倆棗”的計算,在質性的層面往往只能得到一些“永遠正確的廢話”。方法(2)的問題在于,將政府視為在市場中永久中立、動機連貫的單體。把政策干預外部化,甚至神秘化。對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來說,首先就要破除“政府-市場”二元模型的迷思——這兩只“手”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手”在真切的生產領域,即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生產者彼此之間所構成的系統。直白而言,就是生產資料、生產成果和搞生產的人員,究竟由誰來做主?在此基礎上,市場中交換/分配的規則,廟堂內各方角逐的政策,才會表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在這一基礎上(生產領域切入+階.級分析),我們綜合經濟表現和政策干預,將建國后東北經濟發展粗略劃分為三個階段(下表沒有標定具體時間,是因為對于不同生產主體,變革的啟動時間不盡相同):

  本文在開頭揶揄了將改革歷史神化為“命數”的觀點。此處將改革歷史劃分為“萌芽”和“成熟”兩個階段,尤其詳細刻畫了極易被忽視的“萌芽期”,正是為了揭示改革過程中不同人群的博弈和助推。唯此,我們方能理性地考察當代的“史前史”,避免 “智者發動了改革,然后今天的日子就好了”這種含混不清的敘事嫁接。

  本文的主要結論包括以下方面:

  ·前提方面,東北改革的起點處,并非生產力低下的“前資本主義處女地”,相反,有著可供快速原始積累的優質生產要素。

  ·趨勢方面,東北企業在改開中并非“一路走低”,而是在市場化萌芽期,依靠原有基礎和率先改革而一度迎來“空前繁榮”。

  ·解釋框架方面,東北經濟發展絕非地方獨立的資本發展過程,相反,必須納入到全國改革的框架內。例如,看似不變的對外調撥制度,在改革前后卻對東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從生產力、企業制度示范前沿,變成原料、勞力,甚至直接產品的來源地。

  ·動力學方面,東北改革的歷程中,政府與市場是深度合作而非拮抗。事實上,“市場”本身就是政治變革的成果。政治變革包括且不限于:“一長制”回歸、“不換思想就換人”、市場化指標納入考評,等等。從邏輯上說,“市場” 本身的從無到有,就只能依賴市場之外的力量披荊斬棘。肇始于70年代,在第三世界普遍展開的“通往哈耶克之路”,要么帶著槍,要么拿著印,沒有一例是遵照老人家原典所述的“自發”或“常識”。被新自由主義(前綴是Neo而不是New)職責為“不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官僚主義”,恰恰是市場規律的接生婆、清道夫和入局者。被他們表述為“政府-市場之爭”的過程,其實不過是原始股東之間,圍繞市場壟斷權的競爭。

  本文仍有許多需要完善的環節。例如,既然公有制時期不遵循價值規律,那么究竟采用了何種法則?許多國民經濟的特殊時期,是否都能被簡單地裝入一個時期?各個分期在經濟表現上是否存在定量規律,或存在:跨越各時期的典型個案加以闡釋?在此還有待讀者和后來者的研究。

  【作者結語】

  婉婷姐:

  我講了一大串故事,最終還是要回到婉婷姐的困境。我始終相信,婉婷姐在本質上不是“德性卑劣”的人(因為根本就沒有作為本質的“德性”)。今之情形,乃是因為從小脫離勞動者,生活在黑金搭建的暖巢之中,因此沒有培養出共情同理、擔當苦難的能力。正所謂 “沒有自來紅,只有改造紅”,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建議你通過公益人士,接觸新老工人,先是經常走動,慢慢與他們同吃同住,參加勞動生產,分享經驗故事,進而激發藝術靈感,創作一批真正具備“人民性”的作品。倘若有此一日,我一定會再次成為你的鐵桿歌迷,直到地久天長。

  試問深仇大恨之下,我為何依然努力“治病救人”?因為在我們工人子弟的血液之中,還存有共和國初鑄時的余熱。

  參考文獻:

  [1]卞歷南.制度變遷的邏輯:中國現代國營企業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285.

  [2]田毅鵬.“典型單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04):56-62.

  [3]周勇. “鞍鋼憲法”。的歷史考察[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

  [4]胡水. 單位福利的轉型與變異[D].吉林大學,2015.

  [5]田毅鵬,李珮瑤.計劃時期國企“父愛主義”的再認識——以單位子女就業政策為中心[J].中共黨史研究,2014(09):128.

  [6]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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