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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余斌 · 2020-09-26 · 來源:建國門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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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一條是,無論如何處置國有企業的利潤,都要保護和增強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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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股權的歸屬

  對當前中國的國有企業來說,純而又純的國有企業即其股權為百分之百的國有股權的企業是越來越少,只有極少數國有大型企業的總部是這樣的。大量的國有企業的股權除國有股外,還有其他私人股東的股權和企業員工的集體持股的股權。而國有股權的歸屬與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有很大關系。

  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理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目前為了更好地管理國有企業,在政企分開的改革中,各級政府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但是,由于國資委仍然是各級政府中的一個部門,國有企業的改革仍然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這一做法并沒有做到政企分開,仍然是政府在隨意干涉國有企業的經營,眾多國有企業改革措施的紛紛出臺,雖然旨在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但也使得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和全體員工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從正常的經營生產活動中轉移到認識和適應這些改革措施上來,把大量的精力從市場化經營中轉移出去,嚴重妨礙了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正常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更何況,國有企業還經常接到各種政府指令,如在經濟危機爆發期間不得解聘員工或增加招收待業的大學生等,更為可惡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稅收,強令國有企業在市場不景氣的狀態下繼續大規模虧損經營,而不是適當縮減生產,使國有企業和貸款給它們的國有銀行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不僅嚴重地干擾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而且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必須制止這種做法。

  顯然,要制止上述不當做法,實行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首先就要把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從各級政府手里分離出去。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那么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就應當歸全體人民所有,而不是歸各級政府所有。各級政府可以受國有企業所有者——全體人民及其代表的委托行使國有股權,但這會嚴重妨礙各級政府履行自身的行政職能,同時妨礙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可以也應當設立直接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國民經濟院接替國務院及其下屬部委行使國有股權,實行政企分開,提高國有股權的行使效率和政府部門履行行政職級的效率。省級以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履行行政職能和公共服務的需要保留部分企業,但這些企業要由相應的政府部門直接管理,而不再混在一起由對同級人大負責的國民經濟部門來管理,否則將會妨礙其公共服務職能的履行。例如,環衛工人在不是環衛公務員時就應當是企業員工,而不是臨時工作人員。這時,應當直接成立地方政府所有的環衛公司并隸屬環衛局來明確身份和職責。

  國有股權的形成要求其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出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有企業的資本或股權主要來源于對官僚資本的沒收,以后則來源于政府財政的撥款和國有企業的盈利留存。改革開放以后,在國有企業資金來源上實行了撥款改為貸款的改革,政府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代理人不再或很少履行出資人的職責。當前,一些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資本主要來源于企業利潤的留存,其資金不足部分要么到銀行去借款從而承擔很高的利息負擔,要么引入私人資本包括境外資本和在股票市場上市,從而稀釋了國有企業中國有股權占全部權益的比重。這些融資方式被稱為市場化方式。但是,我們知道,私有企業資本的首要來源是其所有者的股本投入。那么,國有企業的股本投入同樣也應當如此。顯然,除了自身的資本積累外,國有企業的資本還應當從政府的財政收入特別是要從國有資源如土地、礦產等的出讓收入中來。因此,從社會主義性質來看,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定比例轉化為國有企業的投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它與市場化經營不相背,都是所有者在追加投資。從而,當前決不應當要求國有企業拿出稅后利潤來分紅給政府財政使用,正如不能要求私有企業將自己的稅后利潤拿出來給政府財政使用一樣,而是要政府財政拿出錢來追加國有企業的投資,否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杠桿”舉措就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而只會使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降低,使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

  顯而易見,既然國有股權歸屬于國家或者說由國家代表全體人民進行代理,那么就要落實國家的國有企業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國有企業所有者的職責,追加對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以“去杠桿”的名義繼續推進國有債權轉為國有股權,減輕國有企業由于得不到股權投資而不得不自行尋求債權融資以求發展的負擔。

  2

  國有股權的交易

  實現政企分開,政府將無權單獨決定出售國有企業的股權,并且也無權單獨決定出售國有土地和礦產資源的使用權,同時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也要像最高法院那樣直接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這都是理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的。

  有人把出售國有企業的產品與出售國有企業的資產相提并論,認為可以像出售商品一樣自由出售國有企業的資產。但是,國有企業出售自己生產的商品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延續下去,甚至得到發展,而出售國有企業的資產只會使國有企業消亡。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出售。事實上,企業出售自己生產的商品,是資本循環或商品經濟中再生產過程得以進行的必須環節。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循環過程經過三個階段,并形成如下的序列:在第一階段,資本家作為買者出現于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在第二階段,資本家用購買的商品從事生產消費,他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進行活動,他的資本經歷生產過程,結果產生了一種商品,這種商品的價值大于它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在第三階段,資本家作為賣者回到市場,他的商品轉化為貨幣。[1]在完成這三個階段之后,資本得以重復這三個階段進行循環。但是,如果資本家將其企業的生產資料出售出去,就無法再進行資本的循環,除非這是一家不從事商品生產的企業,而是一家進行風險投資的企業或者說是一家像馬克思批判過的法國皇帝波拿巴辦的動產信用公司那樣的企業。對于這樣的企業,他們溢價賣出自己的股權是為了提前收回自己的剝削收益并進行新的資產收購,或者是為了進行欺詐。

  當然,這并不是說國有股權不可以交易。但在進行交易時,必須弄清楚為什么要交易國有股權,同時國有股權的交易也必須比私有股權交易經歷更為嚴格的程序。用西方經濟學的話語來說,私人資本包括外資購買國有股權的可能性只有一種,就是他們從中獲得的利益大于他們的機會成本,即大于他們購買其他非國有股權或進行其他投資能夠獲得的收益。如果是這樣,那么國有股權的代理持有者為什么要讓出這么大的利益?如果是國有股權的代理持有者經營不善或無力經營,那么可以更換代理人,或者將國有企業直接交給企業職工,變成集體企業,完全沒有必要交易國有股權。

  國有股權的交易只有在國家經濟困難不得不殺雞取卵,例如由于政策不到位和經營不善導致社會保障基金巨額虧空而將部分國有資本劃轉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或者是為了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才有意義。如果是后者,就要對國有股權和境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合理的評價,實行等價交換。其中,馬克思曾經提到過的資本化就可以用來進行國有股權的評價:“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鎊,利息率=5%時,100鎊就是2000鎊的年利息,這2000鎊現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鎊的法定所有權證書的資本價值。”[2]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家國有企業每年能帶來100萬元的利潤,那么在利息率=5%時,它的定價就應當是2000萬元,哪怕它的凈資產還不到1000萬元。當然,這個定價還是偏低了的,需要調整一下。這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高于私有企業,一旦國有企業轉變成私有企業,其工資水平必然下降,利潤水平必然相應提高。因此,如果說國有企業100萬元的利潤,對應于100萬元工資水平,那么國有企業私有化后,如果工資減少一半,利潤將達到150萬元,從而企業的定價就應當達到3000萬元。這表明,即便國有企業是虧損的,只要其工資水平在私有化后會大大下降,其定價也是可以大于零。更何況,任何一個虧損的企業,其定價也不應低于其資產的變賣價格。因此,如果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給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其最合適的定價是讓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覺得是可買可不買的雞肋。而如果是要拿國有股權去交易先進的管理經驗,那么還需要注意,只需要拿出一家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去交易就可以了,在管理經驗引進后經過消化吸引,可以直接向其他國有企業推廣,沒有必要重復交易引進。

  最后,國有股權的交易,哪怕是國有企業的子公司的國有股權交易,都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認可,而不能由國資委這樣的國有企業管理部門或國有企業管理層說了算。這是因為,這些管理部門和國有企業管理層只是代理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才是國有資產的委托人。因此,涉及國有企業產權變更或消除的事項,如破產申請、出售給非公經濟組織等,必須經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投票通過;涉及國有企業產權的一般事項,包括國有企業產權在不同國有企業之間以出售的方式轉移,投資入股非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分紅和追加投資,國有企業董事會或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董事名單,由國資委提出意見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任何部門尤其是政府部門不得干涉,尤其是不能隨便以改革的名義干涉國有股權的交易和處置。

  3

  混合所有制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3]

  事實上,新中國建國之初搞的公私合營就是混合所有制。當時搞混合所有制是為了將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然后再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有化。而如今推行混合所有制則是要使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事實上,在國內股票市場上市的國有企業正是這樣的混合所有制。列寧曾經提到,“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教授們看到小股東的人數在增長就說私有者的人數在增長,而事實上是百萬富翁巨頭對‘小股東’的資本的控制(和他們的收入)在增長。”[4]“這些百萬富翁往往通過股份公司吸收中等業主和‘小魚們’的資本,加強自己的勢力。”[5]這說明,通過股票上市,國有企業或國有資本是可以加強控制和影響的。但是,馬克思在致信恩格斯時曾經提到,希爾施告訴他關于法國工業企業幾乎普遍變為股份公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況,其中談到,“法國人不喜歡企業家的活動,寧愿盡可能過食利者的生活。因此,這種形式的企業自然是求之不得的。”[6]列寧也指出:“股份公司實際上是為大資本家和投機者服務的,讓他們能夠剝奪輕信別人而財產不多的公眾。”[7]因此,我們在利用股份制這種工業封建主義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時,必須注意和克服其負面作用,特別是要防止國內外私人資本趁機把國有股權趕下控股地位,成為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同時還要教育人民更多地通過勤勞致富,并且在致富后為推動共同富裕而努力,而不要滿足于做一個食利者,過食利者的生活。這也提醒我們,不要或少要讓私人資本借助混合所有制依附在國有企業身上獲取企業職工辛辛苦苦創造的剩余價值,吃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打國有資本的秋風。

  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中,股權交易通常是大企業吞并小企業的一種手段,也是市場機制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在市場化經營中,國有企業也應當像國外的大企業那樣,利用市場波動波動給私有企業帶來的困難,抓住有利時機,以混合所有制或其他形式低價并購私有企業,借以擴大公有制經濟比重和控制力,同時改善被并購企業里的企業員工的生活狀況。有人指責,國有企業財大氣粗的產能擴張、資本擴張,不斷擠壓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8]但是,首先,擠壓民間資本發展空間的罪魁是外來資本,而不是國有資本。近些年來,在一些鼓吹國退民進的專家的忽悠下,許多國有企業被行政命令而不是遵循市場競爭規律地退出了大量市場,如前些時退出房地產市場。但是,外資卻紛紛進入和搶占了這些市場。其次,中國的民間資本本身存在嚴重的不足。一些國有企業私有化后即被民間資本轉手倒賣給了外資;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私有企業大量裁減員工,不負社會責任,因此這幾年私有企業發展慢了,是很正常的,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在私有經濟發展困難的情況下,由國有企業并購私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也算是共同發展了。

  不過,為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在進行這種并購時,必須堅持低價原則,決不能高于被并購企業的重置成本,否則就是化公為私,向私人輸送公共利益。對于創新性較強的私有小企業,可以進行溢價并購,使其創新成果能夠較快速地得到廣泛應用,但要對溢價情況進行詳細說明,并嚴格按照相關程序審批。在這里,要注意的是,知識產權不適合股權激勵或股權交易。這是因為,股權的比例是固定的,而隨著競爭對手的技術進步,原有知識產權的作用會不斷下降。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個亮點是,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這其實就是允許國有企業實行企業員工持股,而實現了企業員工持股的國有企業本身就已經改制成了混合所有制。前面已經提到,在馬克思看來,工人的合作工廠遠比股份公司更加適合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而企業員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正是在股份制中引入工人合作工廠的部分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

  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1000鎊資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余價值200鎊,而這些剩余價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復5年以后,所消費的剩余價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預付資本價值1000鎊。如果年剩余價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只消費掉一半,那么,在生產過程重復10年以后,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10×100=1000??傊?,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余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干年或者說經過若干個再生產期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他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余價值,而保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干年以后,資本家占有的資本價值就等于他在這若干年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剩余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于原有資本價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廠房、機器等等,在他開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里問題在于資本的價值,而不在于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財產的價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么他的全部財產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么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9]

  這個原理對于國有企業同樣適用。如果政府或其他部門從國有企業拿走超出稅收以外的利潤,那么國有資本中的相應部分就是由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剩余價值組成,這部分資本就可以也應當轉變為國有企業員工的持股。

  4

  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

  2011年2月財政部發布數據顯示,全國國有企業2010年實現利潤19870.6億元,同比增長37.9%。對此,有人提出,根據2010年前的有關規定,部分央企須上繳利潤5%—10%的“紅利”。上繳收益占國有企業利潤比重過低,與其良好的盈利狀況和占有巨大公共資源的背景不適應。他還指出,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于這個水平,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盈利相當于其稅后利潤的70%至80%。4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變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這是不合適的。[10]

  但是,上述所謂國際慣例的分紅比例在中國的私有上市公司中也根本沒有得到過體現,又如何能夠強迫國有企業來做到呢?而且為什么只是以英國為例,而不把全世界各國的例子都拿來進行比較呢?而且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私有企業紛紛倒閉、減產和停產以及一些外資企業從中國撤走引起大裁員甚至逃廢員工工資之時,國有企業根據國家有關方面的要求不裁員、不減薪,保障就業問題、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就不需要一定的留存利潤來支撐這些開支嗎?一些國有企業在關于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要求“國退民進”等輿論圍剿中,苦練內功,完善機制,用留存利潤提升自己的效率和國家的經濟競爭實力,這是不能被當作罪過的。至于說什么4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變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這是在說外行話。要是國有企業被內部人控制從而把一些利益占為己有了,那么與這些利益相關的數據就不會體現在利潤中,而是體現在成本中了。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即便國有企業上繳大量利潤,又該如何使用,或者說由全民共享呢?一種看法是納入公共財政,彌補社?;鸬念A算與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預算支出缺口;還有一種看法是向全體民眾直接分紅。

  但是,將國有企業的利潤用于公共財政,不論上繳的比例是多少,都是拿國有企業的利潤去補貼私有企業老板和外資企業老板,不僅做不到全民共享,而且會加劇貧富分化。這是因為,公共財政支出應當來源于稅收,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同樣納了稅,而且納得更多(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不像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在招商引資時享受稅收優惠),如果國有企業再額外上繳一部分利潤用于公共財政支出,而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卻不同樣上繳利潤,這就直接減輕了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納稅負擔,從而直接形成了對于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補貼。至于社?;鸬念A算與支出缺口,其中,有些是以往國有資產流失的后果,有些是以往國有企業強制改制時欠下的,有些是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逃避社會責任時造成的,還有些本來就是應當用社會保障稅來補充的。顯然,對于這些缺口應當分門別類地追究相關責任并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如追繳一些私有企業或外資企業逃避的社會保障經費,追回流失的國有資產并補充到社保中等等,如果一概用國有企業的利潤來彌補,就只能是對那些不當得利者的補貼。

  而從直接分紅的角度來講,這也是對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老板們的補貼。西方國家社會救濟的歷史表明,如果不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份的自發作用,任何支付給普通民眾的東西,都會成為給老板們的補貼,因為這增加了企業職工對于老板們降低工資和減少福利的承受力,使得支付給普通民眾的紅利或救濟直接轉化為老板們節省下來的工資和福利支出,從而加劇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英國的租地農場主和地主把工資強行降低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他們以工資形式付給農業短工的錢比最低限度還要低,而以教區救濟金的形式付給不足的部分。”[11]因此,即便有一種辦法能夠將國有企業的利潤平均分配到每個中國公民的頭上,那也決不是全民共享國有企業利潤,而只不過是方便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老板少發工資,從而將國有企業利潤轉化為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老板們的額外利潤,分紅款變成給這些老板們的補貼款。這也是為什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的利潤會用于公共財政支出和分紅的原因。西方國家那么做只是為了補貼資本家。

  既然將國有企業利潤上繳用于公共財政并不能實現全民共享,那么,國有企業的利潤應當如何由全民共享呢?

  前面提到,《共產黨宣言》曾經提出,“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這就提示我們,使國有企業的好處由全民共享的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讓人人都得以到國有企業中去享有加班時間不長、工資獎金和福利較好、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的待遇。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這些來之不易的利潤首先要用于擴大再生產和在國有企業內部的就業,如果其所在行業的國有產能已經過剩,就應當跨行業創辦新的國有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人到國有企業中去就業。

  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后之所以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就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國有經濟實力不足。如今國有經濟實力有所增強,更應該大力發展,這樣也不會使太多的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式地去考公務員了。曾經有報道說,某地曾出臺照顧各局委辦一把手子女就業的文件,這實際上是一些地方,尤其是相對不發達地區,忽視發展國有企業的一個必然結果。指望低工資和低福利待遇的私有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是很不現實的。改善民生還得靠國有企業的大發展。一旦所有需要就業的國民都能夠到國有企業找到一份工作崗位,那么這些國有企業就可以將更多的利潤用于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福利的分配上,共同富裕才能夠最終得以實現。當然,這會使私有企業難以用低工資水平招收到工人,從而會受到私有企業及其代理人對國有企業收入水平的詆毀,對此,我們要有著清醒的認識,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堅持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看待問題。

  此外,國有企業的利潤可以也應當用于農田水利設施的改造,以扶持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從這個方面來說,上繳的國有企業利潤應當另立賬戶,??顚S?,不能與稅收混同使用。同時,國有企業利潤用于農田水利設施的改造,并不排斥國家和地方稅收用于農村公共產品領域。

  當然,最根本的一條是,無論如何處置國有企業的利潤,都要保護和增強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根本。

  (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第八章“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二節)

  [1]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

  [2]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529頁。

  [3]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4] 《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頁。

  [5] 《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頁。

  [7] 《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頁。

  [8] 《2010年國企利潤近2萬億 上繳440億紅利》,http://news.163.com/11/0221/03/6TCTI6N800014AED.html

  [9]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頁。

  [10] 《2010年國企利潤近2萬億 上繳440億紅利》,http://news.163.com/11/0221/03/6TCTI6N800014AED.html

  [1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6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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